这个话题就是:明代的县城都是怎么建起来的。
县城是县治所在地区人工修建起来的,由城墙限定住的一块区域。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明代有大量的县并不具备由城墙围拢限定的县城。有的是因为元代建县时没有筑城[1],有的是因为明朝自己新分县时没有筑城[2],还有的是因为大明占了原来的县城之后懒得维护,墙自己塌了造成的没城[3]。
凡种种原因,造成了明代大量县治长时间不具备县城。著名如上海县(今上海市区),有明三百年间二百年没有城;不著名的如汉川县(今孝感属地),崇祯十年才修了县城。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朝廷地方官还有人民都很抠,不愿意在名城巨郡以外的地方费力费钱筑城[4];二是因为朱元璋朱棣父子留下的卫所驻防网够密实,让后来人觉得朝廷已经把控住所有山海要点,该筑城的地方都筑上了,其余内地州县根本不必筑城[5]。
以今日的上海和深圳所在地方为例:
上海由于被卫所包围,地方和中央都觉得是“内地平安州县”,就拖着一直没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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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深圳旧县新安,由于直面海贼老巢大屿山[6],则是早早就被安排进了卫所城市新安守御千户所城里办公,被武装保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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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顺便说一下,像新安县这种情况,在明初特别是洪武朝特别多见。朝廷会在险要临敌之处,安排卫所修个城或修缮改建旧有小城,然后把临近的州县安排进城里办公。这时候从称呼上看,该城为某州县县城;但实际上该城产权还属于卫所,卫所掌城门钥匙、城防布置、安检以及城墙修葺,地方官在法理上对城池没有义务和权利。当然,卫所衰败之后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也。
我们说回筹建县城。
如果我们按照明朝实际情况虚构一个县,那么如何才能给县的治所修个县城呢?我最近把秦岭淮河以南的明代修城史大略看了一下,简单说说。
首先这个县要有修县城的需求。以左侯 @宁南左侯 建的知乎县为例,当县虽然“冲疲烦难,刁民众多,土顽杂处山林,啸聚一方,犹为难治”,但仍不足以达到筹建县城的门槛。如上海县,其修城的前提需求,是五次倭寇劫掠、县令奔逃、镇抚战死;而如大冶县,虽连续遭受山贼劫掠,死了一个县令,但由于继任官对自己的筹划能力没有信心,怕干犯律令[7],硬是顶着筑城的民意上报取消筑城计划;再如山西边城,由于经济不发达且行政机构效率低下,民众厌恶筑城行为,谭纶督促筑城的方案硬是被民意给顶了回来。
所以知乎县若想筑城,还是需要一些更直观的威胁——比如经常闯入山高铺旁税关劫掠县域的“入关贼”,以及受入关贼影响,打劫翦道侵害行商的“翦商贼”。
由于二贼横行,巡检、守御所屡讨不宁,县衙三被破,县令被抢走,本县官民终于不能再忍受,决定筹建知乎县城。
筹建的第一步是给皇帝本人打报告。
明朝是个帝治国家,地方上大小事务理论上皇帝本人都能过问。像修城这种能改变地缘均势的行为,更是朝廷明令要求必须直报皇帝获得批准后再施行。当然,按正常流程上报,有时候会遇到如前大冶县令一样,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上官,然后文书就莫名消失。所以聪明的地方官,一般不会自己出面上报修城计划,而是让当县的退休官员走退休官员上报渠道,绕过上官直通皇帝案头。
上海县修城时便是如此,知县并未发声,而是由退休太常卿顾从礼撰文上请。
那么如果地方官不愿蹚浑水,而当县又无能直通皇帝的退休官员,该县要如何呈文上报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碰运气看当地上官的人品,人品不好那就只能再“暂累”几年了。
呈文到了皇帝案头后,一般会立刻“下部议”。皇帝大约只需按个快转键,并不需要看呈文内容。不过有些时候例外,如隆庆帝大约就看过陕北要求增筑城池的呈文,导致后面工部和兵部没成功糊弄住他。
对了,修城的事情理论上是工部和兵部合管。而且由于存在大量卫所城市兼职县治的情况,五军都督府也能掺合进来,发表两句意见(比如投诉民城的建城计划和原在卫所城相距太近)。
不过在中晚明,一般民城的修建已经基本受工部管辖,比如上海建城的批文,就是由工部独立下达的。而且到了崇祯朝,部议批文这套也由于时局问题被省略掉了——崇祯皇帝下诏要求所有县城有能力的都把城修上,不必报批,只需在督抚备案。然而民众和官员对筑城之事仍不感冒,以至于杨嗣昌写了两篇奏文,向崇祯投诉地方官对他虚与委蛇,流贼满地跑了还不愿意修城。上文提到的汉川县,就是虚与委蛇团体的一员。他们摊上了个好县令,领着民壮打跑了一波流贼,似乎不必修城。结果流贼边跑边喊,说他们知道汉川县没有城,还会杀个回马枪。于是县令成功鼓动了县民,大家一努力,一个月不到就把汉川县城修好了(。)
部议能通过算好,不能通过的话中央扯皮就要开始啦。如前隆庆增筑案,皇帝下部议,部否上呈,帝驳回再议,部再否兼请平议,帝命大学士六部九卿平议,然后六部九卿想糊弄隆庆,隆庆曰:“你当我假的啊!”六部九卿便把工部兵部卖了,要求他们俩批文同意。
我们假定天下苦知乎久笑,工部当天就出了施工批文。
虽然当初呈请走的是场外快速通道,但现在批文往下发不可能走快速通道了。首先是工部上覆皇帝,皇帝曰:“可”同时发还工部。工部尚书签发、左侍郎附署(涉及镇兵之类还要兵部同签),工部司郎中承发、员外郎同发,布政司收受查勘下发(如果是南直隶则是南京工部侍郎转发,北直隶没这一环,涉及南直隶军兵则先发给南京守备或南京兵部尚书),府接发,州县承办。
而且由于是从上安排下来的任务,地方上接文后会派人前往现场督查。湖广布政司的嘉鱼县修的时候现场有个巡按御史、松江府上海县修的时候主持的是个府通判、狠一点的如常德府修葺,偏沅巡抚自己跑现场盯梢。这种行为既有向朝廷表现重视、推卸可能的失败责任的意义,又可在实际上解决很多单凭县令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拆官员的房子、协调地方卫所官兵参与筑城、要求周围州县返还窜逃军民等等。
说到卫所,朱元璋当初以为卫所制度能长长久久,还定了个条例,要求凡是境内有卫所(千户所以上)驻扎的州县,城池修筑都由卫所出人力,州县只需准备官兵口粮和各色物资即可。然而后世卫所崩坏,根本出不起这个人力,朝廷又不废止条例,搞得地方官只能和卫所协商分摊人力成本。最终于嘉万之世总结出一套内地州县与卫所七三分责,边地州县与镇兵六四分责的较为通行的人力成本分摊惯例。
上海县境内如上图所示有很多卫所,但由于时值大倭乱时代,卫所责任重大且底气十足,所以并未调派一兵一卒参与城墙营建。知乎县虽蒙难,但不是大难,所以守御千户所肯定得出人修城,我们按例让他和县政府三七开,负责出人修筑知乎县西门到北门一段城墙好了。
因为有了卫所的参与,知乎县的上级机构也得派个府通判来,知乎县自己的县令只能靠边站了。
さらば,知乎令。
但批文毕竟只是批文,行政军事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只是协调,真正的筑城事业还需由人操作着物资来进行。谁组织谁们用着哪儿来的物资在何处修怎么样个城,是接下来知乎县官兵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那个退休老大人——鉴于左侯作的知乎县,就劳烦左侯来挂名吧,他得出任项目总经理——用官话来讲,是知乎城池修造主办。这是由于在明朝官场范围内,存在着“谁提议,谁办理”的潜规则。除了专业打嘴炮不上税的科道官外,其余官僚但凡建议兴事,都需要亲自或指派有明确合法关系的亲密人员督办该事。虽退休官员,亦不能例外。知乎县由于是左侯建议修筑,则必须是他为主,府通判为副,来办理城墙修筑事宜。当然,实际操作中府通判的权力肯定比左侯要大,县官不如现管嘛。左侯大致上只会负责安抚地方,以及筹钱筹物——因为朝廷给的,真的只会是一纸批文。
明朝,是一个节约的朝廷。在筑城行为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会以节约朝廷开支为第一要义。在实际的历史中,全国除三边(北、海、苗)四都外地区,只有著名的要点城市如苏州、荆州、岳阳、武昌,能得到中央朝廷批下来的城市建设费。其余地方如若妄想修城,就必须自筹经费物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面对着满地跑的流贼,大明官民还要拖着不筑城的原因。
一般而言,在正统以后,明朝州县修造城池的官方经费,主要来自各色罚没钱物和免罪银。在日常的行政司法过程中,理论上前述财物都属于国家财产,实行严密的登记上缴制度,每年年底,按察司需要会同布政司检查府州县专门存放以上钱物的仓库,进行库存清查,然后把能用的东西交到太仓,好看的东西送给皇帝。但实际上,这些罪犯的家当总体性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特别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州县官的应急基金。凡水旱蝗汤、筑城修路等事,地方上一时不能周转,都可以上报省部动用罚没钱物、免罪银来处理。由于朝廷实在是经常授权地方动用这笔钱,到最后上下两方面都形成了默契:太仓不再严格征收地方罚没钱物,同时每有修筑城池等事,朝廷也只会下发文书,准许地方动用罚没财物,而不实际拨款。
当然,好看的东西还是得送给皇帝。
而且将惩罚分子所得,作为地方应急基金的这个行为,本身也很有问题——难道一个民风淳朴、路不拾遗的县,就活该没有应急基金?
幸好按照知乎法度,大量的知乎县民都是待罪之身。知乎县专收罚没财物的仓库里,满坑满谷都是干货,左侯可以安心挂名了。
那么罪犯不多的其他大明州县又该怎么办呢?
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靠募捐,二是靠摊派。募捐的流程,一般是知县先广播说要捐出多少多少的俸禄来修城,然后地方富户群起响应,钱物就集齐了[8];摊派则有两种手段,一是货币摊派,每家每户按某种比率(由家财数量决定)上缴现银给县政府,县政府再雇佣专人修筑城墙[9],二是县政府直接把城墙分段,实行家庭承包,比如每个富户修二丈五的墙,中户修一丈五,下户修五尺[10]。
组织架构有了,钱物也有了,那就只差筑城民、工了。
此处将民与工分开讲,实是因为在修城的过程中,民与工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首先是因为大明的匠户制度,导致专业的城墙建筑工基本都是匠户,与民户别籍而立;其次在城墙建设过程中,民人进行的大都是搬运物资、夯土、立柱等粗活,其余给城墙铺砖、给敌楼上架、给城门立拱券等精细活,都是匠户的工作范畴,民户无法染指。另外,军户里也会有些专业修城的军户,他们和匠户又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了。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大明是个普遍劳役国家,民户出的民丁并不需要政府花费任何成本,民丁甚至需要自带口粮和被褥来服劳役。县政府只需筹措给匠户的银钱或米粮,就能完成筑城工程。但这和前文所说的驻扎官兵免费修城一样,都是明初才有的朱元璋主义特色制度。正德以后,除非使用摊派大法,修筑县城时县政府都必须出钱雇佣民丁,并为之准备口粮。如此一来,筑城经费必然大涨[11],如大冶县令那样的明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则肯定会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意图阻止筑城。而若使用摊派大法,轻的造成民户逃亡,考课得殿(吊车尾),降官减俸;重的激起民变,流贼朝廷哪个都不会饶了你。
这谁敢修啊。
等到民、工也到位时,守御所就会派个百户之类的,领着兵丁来县衙交割给府通判,这样筑城的人就算齐了。物资方面,筑城一般需要大木、砖瓦、石灰、米、蛋、生熟铁、铜锡、油料、草料等等。本县如果不能出产,就得找专门的商人大量订购。譬如枣阳县筑城,单砖块就用了二百五十万块。这些工程物料如果对外订购,恐怕光筹措运费就能让地方官急得想上吊。
上海当年初建县城,就因为市面上物料短缺,同时县域内除了水就是泥,老富裕一个县城,墙都是夯土的,没有包砖。还好知乎县有山高铺,肯定有山。有山就有木头和石灰,还可以自己烧砖,这三项解决了能省不少钱[12]。
进入正式修筑环节后,左侯基本上可以休息了,每隔几天去趟工地视察慰劳一下就好。府通判则必须每日亲临现场,处分各种杂事。而如果修城计划是县令报上去的,情况就得反过来,是县令天天在现场,上官隔三差五偷袭县令。
中国古代一般将普通男丁一天的劳动量称作“一工”,并以之计算建筑的规模。据统计,修筑一段长九明里左右的城墙,大约需要五十万到八十万工。这代表着如果现场有工人一万名,完成该建筑项目大约会需要五十到八十天。而九明里长的城墙,即使围个圆形,也就下图黄圈这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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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地面积也就 1.6 平方公里吧,是天通苑小区占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上海县城初建的时候也就这样,知乎县大约比上海穷些,将就着也修这么大好了。
实际修城的过程中,每个男丁一天能做成的事儿有时会超过一工。倒回上世纪六十年代,乡下也有很多一个人能做三个人工的厉害者,大明朝时一人一日做三个工亦非特别稀奇。所以实际筑城时,县政府并不会召集一万民、工连续修上大几十天,而是随着工事的种类、烈度增减现场人员。进行简单重复大力出奇迹的工事如夯土时,现场可能会集结七八千人从早干到晚;进行精细活比如铺砖铺瓦绺墙缝时,现场的人员数量可能就少于一千了。
这样看起来似乎比管着一万人干大几十天要简单些,其实不然。随时变更的现场人数,要求的会是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而言,由于现场人数会变化,监管者需要准备很多能随时征用封存的临时营地;便于取用的大量存粮和足够的后厨以及外送人员;足够的老妇女,以便在放工后为民、工缝补衣服;还有雨具、遮阳棚、每日更新的饮用水(最好加盐)、随叫随到的医生、乃至安排可靠小吏每天准时带着民、工准确前往当日工作现场。
这些都需要做预案,并随时调整预案。而且当出现不可抗力影响进度时,随时变化的人数会带来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监管者还需事先对接好人力资源输出地区或机构,在必要时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给守御千户塞钱拉兵丁来干活),以保证在工期内完成。如果不能按期完成,轻则被上官批评,严重的可能就被流贼倭寇各色夷虏一波带走咯[13]。
总之,苦了府通判也。
工期都排好之后,我们来看看专业匠户给出的城墙草图吧。
在大明,筹建县城有时候也是一件要看老天脸色的事情。很多县除去人的影响之外,最大的建城阻挠因素,就是当地的地形。如常德桃源县与岳阳安乡县,因为处在洞庭附近,水流极多,终明之世未能建起县城。更著名的比如汉阳府城,因为汉水乱流、沼泽密布,干脆修得比一般县城还小些,跟武昌府城比起来简直是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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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和绝大多数人的幻想不同,中式城池并非全部都是方方正正的矩形。依据地理条件、交通情况、攻守之便以及人口需求,中国人创造性地修筑了许多形态可爱的城池。特别是在明代长江下游区域,由于人口繁盛且人力成本高企,为了令同等长度下城墙能圈住更大的土地,当地人修筑起了一座座近乎圆形的县城[14]。上引上海县图,便可见此状况。而当某地原有一个方形县城,在倭乱中又想再修一层占地面积更大的外城时,如下图所示如皋县城的状况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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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样外圆内方两重城的造型,有点类似外圆内方的制式铜钱,如皋就有了个别名叫“金钱县”,当地近年似乎把这一点当做特色宣传了一下,但知者仍不是很多。
当图纸摆好,工期算好,物料备好,人工集合好后,我们知乎县的筹建工作便终于从筹划走向建设了。
大明也是中国,在重要工事进行前会进行一些祈祷活动。筑城工作会在吉日的吉时(一般为早上十一点左右)正式宣告开始,所有筹建管理人员,会和工人及居民代表们一起站在一个开阔的地方,由专业的神学工作者当着大家的面按明太祖规定的城隍祭祀标准,杀一到三只家畜[15],祭天地然后煮熟了分给观礼嘉宾吃。在这个时代,一日只吃两餐还是中国人的惯常行为。筑城主办方会筹备一些稍显丰盛的食物,在开工典礼前分给参加当日筑城工作的人员吃掉,这样在典礼结束后,大家就能直接投入现场工作,并一直干到日薄西山。
城墙会被分成很多个施工段,同时开始修筑。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大大节约工期,五十几组夯筑工人每组砸出几十米的城墙,周长五公里的城墙就初步成型了;但如果现场的专业人员指导不好,分段筑城就会像那个著名的挖隧道笑话一样,出现两段城墙无法互相连接的情况。主管人员在典礼当天,肯定会带着乡绅蓍老巡视所有工地,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之后的日子中,府通判、县令等监事官员仍必须经常巡视现场,并严令他们委任的监督管理人员认真领导现场工作。他们的勤劳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的督促:其一自然是对于民变的恐惧,几千近万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有组织工作,一旦生变肯定会造成朝廷惊诧,筑城官员掉脑袋;其二是大明朝有一个“五年包赔之法”,筑城监事官员,特别是主办官员(当主办是退休官员时,主要责任转移到副主办的在任官员头上),在城墙筑成后五年内对城墙质量负责,如果五年内在无自然暴力影响下发生了城墙崩塌、城门壅塞、城楼倒塌,主办官员必须自己出资雇佣工人将城墙修复,而且如果这种城墙质量问题导致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该主办官员还得进行赔偿甚至担负刑事责任去坐牢。
最终,城墙被修筑了起来。不管包砖还是不包砖,自大地上耸立而起的这一重人工屏障,都能给城内居民带来切实的保护[16]。工程完成的那一天,主办官员们又会举办一个仪式,杀一到三头家畜,用来庆祝工程结束。在这个仪式上,监修官员们肯定会感到一阵放松——因为工程的结束,意味着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工地斗殴、贼人偷埋尸体入城墙、各色人员监守自盗工程物料以及天气变化带来的瘟疫等等杂事了。
但放松的情绪是有限的,因为朝廷还要审核一遍工程项目的账册。
人类踏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创立了使用文书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而国家——亦或政府的统治能力,也可以从它们利用文书管理人群的精细程度上显露出来。赵宋被制度史研究者同意为旧中国登峰造极的一个时代,便是由于它那事无巨细皆可以文书管理的政治制度[17]。大明的制度虽然粗疏,但在财、兵两项关乎朝廷存亡的事情上还是颇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筑城是一件必须呈上给皇帝御准的事务,关于此事的财务管理自然也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明制,地方修城后需要由管领当地的巡按御史亲临现场,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账目以及施工相关人员身体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份直接交给皇帝的报告(当然,实际上皇帝仍只是按快转键转发给户、工两部及内阁处理)。其中工程质量自然是审核城墙是否按施工图准确建造、建筑强度是否达标(砖墙的砖能否抠出、夯土墙用铁签捅能捅多深、城楼迎风是否晃动)、建筑有无违禁之处(擅用金漆龙纹等)。这一方面的资料,由于需要巡按御史亲自带人实地探访获得,有悖于官员们的惰性,所以到明中后期时,已基本处于放任状态。万历二年,中央曾发文陕西总督曰:“近来各边报修工程,巡按御史覆勘,岂曾亲履其地?止据委官以空文回报,未久随即倾圮。這延绥所奏边功,着选差公勤司官一员,便去逐一查勘,明实俱奏。”是此证也。
当然,巡按御史们作为官员,只是会懒得去现场走访,而绝不会拿着地方官给他们的汇报就转发上去,肯定会想办法刁难一下地方官,以凸显自己为朝廷做出了贡献。工程质量这方面由于他们不愿走访,自然无从置喙,那么他们肯定便会在账册审核上加大力度,来昭示自己的存在。
恰好,注释 7 中的多条法律都可以让御史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比如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条,是关于废品率的条文。由于明代不是现代,物资(比如矿物)在开采、运输、保存乃至使用过程中,都会有不可避免的损失。在理想状态下,地方官修城时会记录并汇报真实损失。但由于损失在账目上的特殊性,地方官如果要贪污腐败,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贪掉的部分上报为损失——大宋、大明、大清每年漕运“漂没”的大量物资,便是这种贪污套路一种体现。朝廷也不傻,自然会想办法来抑制这种贪腐行为。但由于明代不是现代,量化管理别说起步,连概念都不存在,所以“虚费工力”条只能宽泛地说:“凡役使人工,採取木石材料及燒造磚瓦之類,虛費工力而不堪用者,計所費雇工錢,坐贓論。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毀壞,備慮不謹而誤殺人者,以過失殺人論。工匠、提調官各以所由為罪。”什么是“不堪用”?如何确定死者是因为“备虑不谨”而死?法条没有给出任何提示,决定权完全在巡按御史手中。这自然会导致巡按御史的“人治”权力提升,加重亲民官[18]的行政负担——对于亲民官来说,由此法条的不确定性太大,巡按御史的个人决定权太强,与其执行无法完全实现的法条,不如去想办法讨好具有决定权的巡按御史,塞塞钱、送送礼,巡按御史别说不刁难你,说不定连那个“五年包赔”都可以给你免咯。
可见法条修订,是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石也。
另外,上引法条提到了死人要抓“提调官”——也就是工程主管官员——让他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即是我上面提到的巡按御史审查的第三点“施工相关人员的身体情况”。简单地说,地方官即便花极少的经费修出了宇宙第一坚城,但凡修城过程中爆发了瘟疫、斗殴死了人、有工人逃跑做了流民、有人去上级政府举报你修的太豪华,这个地方官都肯定会被撤职。但是,瘟疫又可以归于不可抗力;斗殴又可以归于山贼反动势力闹事;逃跑的流民又可以被算作早有异心的叛徒;举报人又可以被上级政府转送回原籍处理。在这种前提下,地方官修城便又有功无罪了。
选择采信哪一种说法的权力,完全在上级政府与监察机关(如巡按御史)的手中。于是对于亲民官,还是送礼送钱比较安全。
制度性腐败,不外如是。
所以你看,对于明朝的州县官来说,修筑城池在申报阶段可能会被驳回;在修筑阶段可能会被上官凌虐;聚集起的民、工可能发生民变;修好后要面临审计,不通过将会丢官甚至坐牢;修好后还得负责五年,出事得自己出钱赔,说不定还会被免官坐牢。在这样的限制下,充满了惰性和享乐心理的旧帝国官僚,怎么可能会有筑城保民的积极性。看似良好的审查管理制度,碰上怠惰不愿担责的主管官员,最后竟使大明百姓无城可居,暴露在贼寇盗匪敌军面前毫无自保之力,或许值得我们为之思考一二吧。
附录:
上海县城略谈
上海县城是我构造知乎县的底本,我看了挺多相关论文,还搞到了点好玩的事情,得说说。
最开始修造的上海县城,如我上述,是比清末被拆的上海县城小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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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城由顾从礼提议修建,在建城过程中顾氏捐了不少钱物,光修建小南门一项,顾氏就捐了 4000 石小米(折合为今日之 572928 市斤),折银约 4000 两[19](以下皆以银两计价),再加上梅夫人(陆深之妻)捐的 2000 两,仅募捐得到的筑城经费就已有 6000 两之巨。另外还有王相尧等“倾其所有”参与筑城的官员,则上海筑城的总经费绝不少于万两。这等投入修建出来的,居然只是不过九里(约 4.6 公里)长、一丈五尺高(约 4.8 米)的夯土城墙。不过这似乎是嘉、万之季的普遍情况,与上海县筑城同时代的湖广沅州包砖工程,把个差不多大小的土城包砖,花费约 4000 两;万历二年云梦县平地修出个砖城,花费约一万四千五百两;两厢减去,则不管是内地的湖广还是海边的上海,修九里的土城都得花万两左右。
当上海县城修好了之后,当地居民,前刑部尚书潘恩受政府委托,写了篇《修城记》纪念这次伟大的修城活动。潘恩有个儿子叫潘允端,见城池修好,城内太平,就给自己的退休老爹修了个园子来打发时光。该园,即是现在的上海居民并不会去的豫园。
而在建国后,上述三位名字加粗的上海筑城参与者,其坟茔居然都完好地被发现。而且这几处墓葬,都为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梅夫人和他的丈夫陆深之冢,即为著名的“陆家嘴夫妇合葬墓”;
上海陆深家族墓出土的金玉首饰赏析
顾从礼则与其妻子一起尸身不腐,成为了上海地区最古老的湿尸;
上海自然博物馆 慎入
潘恩则一边留下了豫园,一边留下了一整块家族墓地;
另外,似乎是冥冥之中的联系吧,上海地铁 9 号线在旧城根儿转了个弯,向北经过了顾从礼出资修建的小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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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顾从礼的安寝之所,恰好位于 9 号线打浦桥站以南 300 米,打浦路与斜土路交汇处北侧。这位“上海县城之父”,想要去故地重游,看看自己出资创建的小南门,甚至不需要换乘,一线 20 分钟便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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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方便的。
说回上海城。
土城在老是下雨的地方,会有一个问题:被雨淋塌。这是南方多砖城的原因之一。上海城作为广义的南方城市,自然也会面临该问题。所以夯土筑造的第一代上海城,仅矗立了 45 年便被雨水淋得可以让人徒步跨越。在万历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光怀批准上海城修复、改建、包砖。历时二十年,终于将第一代上海县城改造成为了下图篮圈那么大的,周长 5.3 公里,高 8.32 米,圈地面积约 2 平方公里的包砖夯土芯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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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即是后来的上海县城墙,在大清末年被上海居民拆了,城外壕沟填平修成了中华路和人民路。
【奉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