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三国的战事是一个茶余饭后为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但关于这个时期的军事史，我们掌握的材料微乎其微。我们固然知道一些兵器是什么样子的（如孙机先生有《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我们也知道一些抽象的谋略原则，毕竟我们可以看到所谓曹操注的《孙子兵法》。但是，兵器形态和谋略思想，这两者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空白。我会背《孙子》，也知道刀剑的样子，但我根本无法指挥战斗。这个空白，我们可以称之为军事文化——即当时的人们是如何理解战阵并实际进行战斗的。

脱离了军事文化，而讨论人物的军事能力或抽象的谋略思想，其实毫无意义。下文中我想要讲的是刘备军团的军事文化；并以此对刘备与曹操的军事、谋略能力进行再评价。难免许多猜测，但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是文学中的形象还是至少宋以后的谋略文化都对当时的军事现实有许多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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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说，刘备从早年开始就熟悉战阵，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法：集中少量精锐骑兵或步兵，从合适的角度直接冲击对方主帅所在的本阵；或者撕开缺口斩杀对方主帅，或者对对方主帅造成心理上的恐慌；然后大军并进，合力收官。

这似乎是很简单的擒贼擒王的道理。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世界范围内，这并不是常见的骑兵战法。在同时期的地中海世界、稍后的阿拉伯世界来说，这样的行为都过于冒险了。我们之后用具体的例子说明。第二，尽管这种战法对很多人来说过于冒险，对于后汉的北方边境武人来说，却是一种他们最习惯的战法。换而言之，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谋略。在二到四世纪的中国，北方边境的武人开始较大规模的进入中原的战事，这是他们的军事文化中的一部分，而刘备只是其中的一个个案。董卓、马超的西凉军团，吕布、张辽、徐晃的河东军团，本身就已经习惯边境的骑马厮杀，在面对中原战斗力较弱的军团的时候，直接冲击对方本阵成为他们最基本的策略。

这种战术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冲击部队的战斗力，一旦能掌握一支精悍的先锋部队，那么，这种战术运用很容易复制。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

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於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

曹操把统帅河东军的张辽与关羽编为一队，就组织起了一支强有力的先锋部队。请注意：这支部队的作战思路并不是侧翼迂回等骑兵战法，而是直接以对方主将为目标的斩首行动。也许比较阅读更能看出其中的区别，唐代《汝州刺史陈公墓志铭》有：

寇军大至，公以马步军五百当强寇万人，立为奇兵，橫击其右，凶党退却，数月不前。

这是一场九世纪初的战斗，已经是官渡六百年之后的事情了。陈公陈利贞统帅的是幽州军，和张辽、关羽的河东军一样，都是河朔的劲旅。陈利贞精选了骑步五百人，实践的是典型的侧翼冲击的战法。对方右翼被打乱，无法维系战阵，选择主动退却。当然，本阵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总体而言，这在中古中国是更加常见的精锐突击战法。即使没有精锐的骑兵，也可以组织小股步兵精锐，伏击地方侧翼，迫使敌退却，然后再加以掩杀。隋末的李密就非常熟稔这种战法。这似乎更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奇兵”。

恰恰在三世纪，武人们崇尚一种更加的突击方式，以对方本阵为目标。或者一战成名，或者身死人手。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英勇或鲁莽，而是一种文化的趋势。

这里有趣的是颜良。他全然没有像下文中的孙权那样仓皇撤退，他的死对于后来三国故事的听众来说也很奇怪，所以《三国演义》炮制出了赤兔马快的桥段。很有可能，颜良作为袁绍手下的河北精锐，也受同一种军事文化的润泽。既然曹军起精锐突击，颜良作为袁军精锐，自然要与之对攻。有可能，白马之战，并不是曹操的精湛部署，只是同一种军事文化下两军精锐的惨烈血拼。

曹操在获得了张辽、关羽之后，如法炮制了张、关历来的战法，而张辽自己就得心应手，如《三国志·魏书·张辽传》：

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衆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

基本作战思路与当年斩杀颜良时的部署是一样的。以少量精锐部队突击对方本阵。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张辽在本地招募敢死之士，这些士兵是以必死的心态投入战阵的；但张辽根本不觉得这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冲击。这固然有传记渲染的因素，但也可以发现，这样的冲击对河东的武人（张辽）来说也许是常态，而对于江淮的勇士来说则过于冒险了。孙权方缺少准备，而初涉战阵的孙权本人无疑被吓到了。于是无论是实际的战线，还是主帅的信心都呈现出崩溃的态势——让我们想起幽州城下的宋太宗。这里的关键是：我们不能将这种战术运用简单的归诸于曹操的谋略值或张辽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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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对此也再熟悉不过了。刘备在逐鹿中原的时代，就取得过不少战术上的胜利。显然，在这些时候，刘备熟练地运用着这基本的战法，而他确实有资本这样做。《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时先主自有兵千余人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既到，谦以丹杨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归谦。

幽州本来就是精兵之地，乌丸、杂胡的骑兵更具有极强的冲击力——五百多年后安禄山就可以借助这样的部队横扫中原。丹阳兵无论实际战绩如何，也富有精兵之名。刘备有这些精锐部队，他展开的战法应该与吕布、张辽、关羽等相若。因此，和吕布军一样对曹操军团构成了实质威胁。有趣的是，裴松之注引《英雄记》有：

布见备，甚敬之，谓备曰：我与卿同边地人也……

这是《三国志》中我最喜欢的一条史料。吕布、刘备本来都出自北边——在唐代，则都属于河朔。超越于后世文学中截然不同的形象，吕布、刘备二人在背景上有相当的共性，于是相逢之处，才有了这样套近乎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曹植《白马篇》中，所谓“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实际上是吕布（并州）、刘备（幽州）背后武人群体的速写。而裴潜说刘备“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其实也是强调这些人的来自华夏边缘，不能统治中原，却可以在边缘地区自立。

曹操对于刘备军团的恐惧和担忧，其实也是对于整个幽并游侠军团的担忧——单独将刘备捧为英雄只是当时人物臧否语境下的恭维。这种恐惧背后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对阵北方军团时，很难抵挡住其精锐部队的突击，由此，主帅就有阵前被斩杀的危险。遗憾的是，因为史料的局限，我们并不熟悉刘备早年转战中原时的细节，但许多后来的许多战役，可以让我们体会曹操的担心。如《三国志·蜀书·张飞传》：

飞率精卒万余人，从他道邀郃军交战，山道迮狭，前后不得相救，飞遂破郃。

基本思路和以上关羽、张辽如出一辙：集中一支精锐部队，突击对方本阵。这里的变化是，张飞选择了在狭窄的山道作战，张郃只能选择迎战。狭路相逢，事实上使这一战法更加简单，当然也就更加惨烈。一旦战力不济，也就步颜良后尘的。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归为张飞个人的冒险，事实上也是其背后军事文化的体现——《白马篇》所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再后来汉中破夏侯渊也是一样的，《三国志·蜀书·黄忠传》：

于汉中定军山击夏侯渊。渊众甚精，忠推锋必进，劝率士卒，金鼓振天，欢声动谷，一战斩渊，渊军大败。迁征西将军。

这里没有演义中的诸如以逸待劳的谋略，实际战法异常粗暴。夏侯渊军很精锐，那好，我集中一支更加凝练的部队，鼓舞他们的士气，直接冲击夏侯渊的本阵。这显然是关羽、张辽、张飞战法的再现。甚至在细节上，相比张辽“大呼自名”，黄忠军“金鼓振天，欢声动谷”。可见气势上压制敌人也是这一战法的一个环节。关张在当时就有万人敌之名，也是和战法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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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介绍了后汉时代广泛实践的一种战法。当然，我们对这种战法的认识还非常有限，尤其还经过了当时史家笔法的过滤——我们永远不能排除一种令人绝望的可能，当时的史家习惯把战斗写成那个样子。

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国演义》乃至《三十六计》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错误的刻板印象，仿佛中国古代的战阵中到处都是精湛而复杂的谋略——相形之下，希腊、罗马乃至阿拉伯虽然不乏优秀的阵法，谋略则非常粗糙。事实恐怕不是这样的。三世纪甚至一直到十世纪，北方边缘地带的武人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南下中原，他们的基本战法简洁、明快，给中原步兵军队带来了空前的挑战。

现在我们来讨论刘备军——也即北方“边地”军——战法的局限。首先他需要本军确实具有一支战力突出的精锐部队。如果这支部队战斗力有限，用它来突击对方本阵简直就是自取灭亡。换而言之，关张是这种军事文化下的佼佼者、幸运儿——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风险可想而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主帅而言，如何防止对方突击则是一个根本问题。曹操对马超之战是一个经典战例。裴松之注引《魏书》有：

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公谓诸将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这些议论的人意识到了关西军精锐如果发起冲击，必须要有先锋部队可以形成对攻。曹操有长期与吕布、刘备周旋的经验。他知道这是没游戏唱的，如果组织精锐进行对攻，结果是精锐惨败，本阵堪忧。所以他的实际做法是“坚壁勿与战”，翻译一下就是……“别和他们打，我们打不过的”。

这就涉及到这一战法的第二个局限，即地形与地利。如果对方已经形成坚壁，甚至像孙权一样“以长戟自守”，那么对地方本阵就无法再进行冲击了。夷陵之战，陆逊对阵刘备的基本思路是一样的，利用三峡一带错综复杂的地形，坚守不出。刘备失去关羽、张飞，实际也未出动赵云、魏延等悍将，实际上无法组织起局部的突击——所谓关张无命欲何如。受限于三峡一带的地形，以及本军精锐的乏力，刘备实质上无法构想出合适的战法。他率领一支游侠组成的军团，以突击对方本阵为核心战法。固然可以打出一些变化（如击破夏侯惇之战），但核心战斗力比较单一。随着游侠军团因年迈与故去渐次瓦解，当年的战术无法再现，也就只能陷入僵局。或许，他在出征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战前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动员，求助于兵数上的优势。但就此，我们一无所知。

此外，应对这一战法还可以采取广设疑兵、诱敌深入的策略。前者即避免暴露己方主力，后者则吸引对方突击部队进入已经设下的埋伏圈，在消耗其体力士气之后迫使其撤退。裴松之注引《魏书》说：

布疑有伏，乃相谓曰：“曹操多谲，勿入伏中。”引军屯南十馀里。明日复来，太祖隐兵堤里，出半兵堤外。布益进，乃令轻兵挑战，既合，伏兵乃悉乘堤，步骑并进，大破之，获其鼓车，追至其营而还。

史书的写法充满了对曹操的褒美。实际的情况可能是，曹操面对吕布的突击并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只能将主力隐藏在吕布不能够到的地方，从而避开吕布的精锐。甚至，伪装一些主力所在的地方，诱使吕布扑空。这固然是优秀的谋略，其实也是一种非常无奈的做法。敌方可以对我军心脏发起高强度的突击，我军并不能抵挡，只能设计其他的方法化解。常年面对北方边地军团使得曹操有了“多谲”的名声。而这一时期，疑兵和埋伏之所以重要，或许也是因为主要战法的缘故。要之，我并不是要说后汉时期并没有战术意义上的谋略或策略，而是说这些计策必须要在当时军事文化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脱离了这一背景，其实就是意淫的做法。事实上，到了宋代，文人开始广泛地率领部队。此时他们也面临北方的精锐骑兵。在这些时候，他们开始重新挖掘中古的军事遗产，认为一些谋略也许是克制骑兵的手段。而在民间文化中，各种精巧的计策也甚嚣尘上，也就有了演义中左一计策右一计策的曹操诸葛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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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做一个小结。在上文中，我们从军事文化的角度对个人的谋略或军事能力提出了再认识。我主张，尽管董卓、吕布、刘备、张辽，所属势力不同，后世形象各异，但他们属于同一种北方边缘的文化。我们经常把永嘉之乱、六镇兵变和安史之乱放在一起，作为中古的大变故。抛开种族与暴力的问题，就其中北方边缘地带的人口较大规模进入中原而言，东汉末是其先导。从对羌战争到镇压黄巾之乱，北方的边地人首先作为雇佣军人加入了汉军的战斗序列，然后又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开始逐鹿中原。这与罗马帝国后期相类似，作为辅助的蛮族军团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近来罗马史的学者也强调，所谓蛮族入侵是不存在的，五世纪只是作为雇佣军的蛮族军团的转型。

就汉末而言，这些北方边地人的文化已经不可能追索了——像《安禄山服散考》那样的追索也不可能。但至少，在军事上，这些人物都崇尚勇气，崇尚个人的名声。他们熟悉一种突击战法，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曾在战术层面收到很好的效果——因而名震华夏。曹操所谓的谋略，其实都是应对一种简单有效的战法的无奈之举。从战术上说，曹操的成功在于他艰难地与一种强有力的战法相周旋，不断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刘备固然在战法上比较单一——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有效的战法。所以，陈寿评价刘备说：“机权幹略，不逮魏武”，这并不是全然公允的判断。绝大多数时候，刘备并不需要曹操的机权。

对刘备等人来说，其“基宇亦狭”，其实有更深刻的问题。西方有句谚语说，汉尼拔知道如何取胜，但不知道如何利用胜利。这句话对于吕布、刘备等军事将领来说，也许也是成立的。即使面对曹操这样的对手，他们能够用自己熟悉的战法取得战术层面上的胜利。但胜利之后又当如何，许多时候他们却陷入无措。此时的中原社会正在经历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变迁，作为北方边缘地带的外来者，他们感到陌生，难以适应。公孙瓒与商贩庸儿为伍，刘备与糜竺，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中原的许多大族来说，他们终究是外来者——就如裴潜所说的。随着他们战法的局限因地形或人为因素而暴露，他们事实上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备选方案。或者陷入困境，或者束手就擒。而唯有刘备能以百折不挠、屡败屡战的精神，辗转大河上下、大江南北，成就一番事业，并非因其战术上有所突破，而在于隆中制定的合宜战略——最终将局部突击的战术胜利，转化为三足鼎立的天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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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我想交代一下和回答直接有关的文字及电子作品。军事文化这个词，直接得益于 Rafe de Crespigny 的专文“The military culture of later Han”（狄宇宙所编Military culture in imperial China），他很早就利用三国时期的零星材料，试图勾勒当时的一些军事风尚。似乎，也受到陈寅恪先生河北胡化说的一些启发，是较少关注汉代北方与南方边缘地域的学者之一。对他感兴趣的话，可以移步我早先的一个回答：

西方学术界有哪些研究三国魏晋的学者？ - 知乎用户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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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主流的观念与上文所讲出入较多。日本学者如川胜义雄等固然指出孙吴的军事贵族与北方不同，但对于曹操、董卓等北方军事集团，主流的看法更注重后汉以来豪侠的风尚——就复仇、质任等现象，加藤繁、增渊龙夫等有很深入的讨论。在这个思路下，并州的张辽、关羽与豫州的许褚在文化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这一预设似乎有所局限。

上文中的基本思路还得益于于曾瑞龙先生对于宋代军事史的探索。宋代的史料几何级数地多于三国，所以他的探索是史学。而这里的所有文字，只是在《三国志 13》到来的前夜，因往事而有的一种佐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