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一个范仲淹和富弼的故事，发生在北宋仁宗年间。
小富那时是枢密副使，还不到 40 岁，风头正健，老范是参知政事，长他 15 岁，前朝老臣了。
两人共同主持“庆历新政”，而且关系极好，据说情同父子，“富公素以父事范公”。
因为老范对小富有知遇之恩——当初是范仲淹把富弼的文章拿给晏殊看，结果晏元献看后一拍大腿：有才！前途无量，马上招过来当女婿！
就这样小富成了晏家的东床快婿。
有此一番渊源，两人关系自然不一般。
不过富弼个性太强，有时候也会不买老范的账。
这件事的背景是庆历三年五月，禁军虎翼营士卒王伦在沂州起兵反叛。
当时大宋建国已经 80 年，境内相对稳定，压力主要来自外敌，所以军事力量大多布置在西北边陲，导致京东、淮南一带防御空虚。
朝廷执行的又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地方官基本上是依靠科举选拔上来儒生，几乎没有战争经验。
建国之初，天下比较太平，问题还不大，到了仁宗一朝，积弊已重，于是各地叛乱四起（这也是范、富要搞新政的原因），矛盾就突显出来——地方文官怯懦畏战，面对小规模的民间起义就束手无策，不是逃跑，就是投降。
对此，欧阳修曾在《再论王伦事宜札子》里痛心疾首地说——
臣窃见四方盗贼渐多，凶烽渐炽，扑灭渐难。
皆由国家素无御备，官吏不畏赏罚。
臣谓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
而朝廷弛缓，终未留意。
外忧未除，内患又起，如何维稳，成了北宋君臣的新课题。
欧阳修的担忧在“王伦之乱”中表现的最为典型。
那时叛军从沂州南下，到达高邮。
知州晁仲约出身著名的藏书世家，前一年的新科进士，庆历三年刚刚才知高邮军，上任没多久就倒霉地碰到了王伦。
好在晁仲约虽然不会打仗，却还是有点急智，他命令城里的富人拿出钱来，然后自己带上大批牛羊、美酒、财物，亲自去犒军。
不费吹灰之力，就大有所获，这不比打劫爽多了？
和晁太守一起喝酒的时候，王伦想必非常开心，于是绕过高邮，奔盐城而去。
晁仲约虽然让高邮免于战火，却和乱贼一起聚饮，丢了朝廷的脸面。
消息传到东京，群臣哗然，龙颜震怒。
枢密副使富弼素以直谏出名，立刻要求把晁仲约杀了，以谢天下——
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不能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也。
他还补充了一个小道消息：听说高邮人民恨晁太守入骨，“欲食其肉”，这样无能的昏官，罪不可赦！
富弼说得慷慨激扬，一旁的范仲淹却慢悠悠提出了另外的看法——
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而又赂之，此法所当诛也。
而高邮无兵器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小民之情，醵出财物而得免于杀掠，理或喜之，而云欲食其肉，传者过也。
如果郡县兵精粮足，却不做抵抗，而用民脂民膏买来和平，那州官确实应该砍头，可现在的情况是，高邮根本无兵无械。
虽然地方官职责所在，理应出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这样把人杀了，虽然合法，却不合情。
再说了，从百姓的角度看，能够破财消灾，应该庆幸才对，“欲食其肉”啥的，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宋仁宗那时候才 30 出头，对范仲淹这样的老臣很是器重，他的话比较有分量，于是晁仲约就这样躲过一劫。
然而，尽管皇上都决定放晁仲约一马，富弼却没能过这个坎，下朝之后，他不依不饶，继续去找老范理论，愤愤地说——
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众?
我这里正准备严肃法纪，好推广新政，你那里却拼命放水，这样下去，队伍没法带了！
相比小富的锋芒毕露，范仲淹到底对政治的风云变幻看得多了，他用堂而皇之的理由说服了皇帝，可私底之下，拉过富弼，又给出另外一套说辞——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
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重视文臣，不轻言诛杀，这大概算是赵宋治天下的一大优点，至少好过指鹿为马的时代。
万一皇上养成了滥用权力、轻易杀戮的习惯，很容易变成“天杀星”啊，啥时候杀得兴起，手一滑，只怕你我的人头也保不住了……
这段对话在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里的记载稍有不同——
罢朝至政事堂，富公怒甚，谓范公曰：“六丈要作佛耶？”
范公笑曰：“人何用作佛，某之所言有理，少定为君言之。”
富公益不乐。
范公从容曰：“上春秋鼎盛，岂可教之杀人？至手滑，吾辈首领皆不保矣！”
基本上就是富弼指责范六爷想做老好人，要当救世主，而范仲淹回答，皇帝还年轻，大臣要引导他往“仁君”而不是“暴君”的方向走。
事后证明，老范还是有远见，赵祯庙号“仁宗”，也不是没来由的。
不过，对于富弼听了这一席话之后的反应，各书的记载却不相同。
《闻见录》最为夸张——
富公闻之汗下，起立以谢曰：“非某所及也。”
这是说小富一听之后，幡然醒悟，汗都下来了，马上站起来向老范行礼，自叹见识不如。
《麈史》中也说，富弼听了这话，立刻就服气——“郑公叹服”。
然而，《宋史全文》中的描述却不一样，是说“弼终不以为然”。
看上去，心里还是不服啊~
然而，一年之后，他到底还是折服了。
由于推行新政，范、富两人在朝中都受到极大的压力，中伤和非议四起。
为了避祸，老范率先以“防秋”为名，离开京城去陕西。
两个月后，小富在朝廷里也呆不下去，主动申请外派，去担任河北宣抚使。
然而，当他结束在河北的宣抚项目还朝，到了东京城外却被拦住不准入城，让等候宣召。
在城外候旨的那个晚上，富弼惶恐不安，夜不能寐，不停地猜测自己离京的这段日子里，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向皇帝进了谗言，或是前方又有什么新的圈套在等着自己。
（老臣夏竦就给他下过套，伪造了诏书，说他要当“伊尹、霍光”）
这个时候，他终于体会到了范仲淹那句“若使人主轻于杀人，则吾辈亦不得容矣”有多么深刻。
不论职位多高，对于掌握了生杀大权的皇帝而言，要取一个大臣的性命，终究易如反掌，也许只是一个念头的起落，就人头落地。
绕床轻叹之际，富弼不得不佩服范六爷的成熟和洞见，终于说出了——
范六丈，圣人也！
这事最后有个尾声，是关于那个被文正公的一句话捡回一条命的晁仲约。
他继承了祖父晁迥开创的家族藏书事业，在后来知兴州的时候，保留下了析里栈道上著名的汉代摩崖石刻《郙阁颂》的拓本，也算是文化上的一桩幸事。
补充说明
范、富的争论，见于《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第三十八、《宋史全文》卷八、苏辙《龙川别志》卷下、王得臣《麈史》卷上、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等书。
其中，《龙川》和《闻见》两书误把王伦记成了在陕西起事的张海。
历史上张海从未到过淮南，这一点《皇宋通鉴》已作了辨析。
202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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