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国家人文历史》2018 年 12 月（下），原题《落败的殷商人：武王伐纣之后，他们都去哪儿了？》

1976 年，在陕西临潼南罗村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利簋”，里面提到“珷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闻夙又商”，这很明显就是文献中的牧野之战，周武王甲子早上进行岁祭占卜，黄昏时就战胜商军并攻克商都，商纣王自焚而死。这场来得有点侥幸的胜利，没有让武王就此骄傲。他明白，虽然商朝都城被摧毁，但殷人实力还尚存，王都附近也还分布亲附殷商的势力，特别是黄河以南的地区，商人曾经营数百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

牧野战后，武王对商国的平定

于是，武王派吕他、侯来、百弇、陈本、百韦、新荒六位将领兵分四路，分别征伐越戏方（今河南巩义）、陈（今河南淮阳）、卫（今河南滑县）、历（今河南禹州）等地。这四路很快捷报归来。据《逸周书•世俘解》，这段时间共征伐了九十九个诸侯，斩首十七万七千，俘虏三十一万，受降六百五十二国。这个数字当然有严重夸大，但一定程度反映了斗争激烈，绝非牧野之战这么势如破竹。终于暂停了干戈，但如何稳住人心、守住基业呢？

首先是做好对商都的安定工作。包括释放被纣王关押的箕子，祭祀被冤杀的比干，表彰贤臣商容等等。之后，武王还问过箕子殷商灭亡的原因，箕子对武王讲了治国之道。《史记•宋微子世家》说武王封箕子于朝鲜，不过《汉书•地理志》说箕子在殷商末年就自己去朝鲜了，《史记•朝鲜列传》也没有记载朝鲜起源，说明太史公不太相信这件事。而此“朝鲜”是否彼“朝鲜”，也很难说清楚，吕思勉先生即认为朝鲜初封当在燕之东北一带。

而和后代灭国绝祀不同，周朝灭亡商朝，其实只是夺取了中原盟主位置，商族势力仍然存在，他们的族长就是纣王的太子武庚。于是武王就把殷商区域一分为三，其中北面（今河北中南部）为邶国，立武庚为君；东面（今河南东部、山东省西南、江苏省西北）为鄘国，立管叔为君；西面（今河南东北部和山东西部）为卫国，立蔡叔为君。管叔、蔡叔是武王诸弟中最长者，年富力强，同时又派另一弟霍叔辅佐武庚，以达到全面监视商人的目的。管叔、蔡叔、武庚（或霍叔），被后世称为“三监”。

另外则是对原有势力的承认，周人人口并不算太多，难以控制广大区域，所以更多还是对夏商古国予以承认。其中就有河内的苏忿生、檀伯达，据说还有神农、黄帝、尧、舜、禹等圣王之后。做完这些之后，武王登上了嵩山察看，计划在伊洛一带定都，达到真正统治中国的目的。但洛邑还没有建成，武王就去世了。武王仓猝离世，太子诵年龄不大，于是由武王弟周公旦摄政，这次权力更迭终于酿成了一场历时数年的兵灾。

这就是所谓的“三监之乱”。商人终究不甘心被臣服，而武庚居然能煽动管、蔡、霍联合作乱，大概因为管、蔡、霍三人都是周公之兄（《史记》中蔡、霍为周公弟，此据《左传》），而摄政之位却到了弟弟手中，心中颇有不服，因而被武庚有机可乘。不过据清华简《系年》，则说商人杀三监立录子耿，那么录子耿当即武庚禄父。总之，商人借此机会反叛复辟，而且还联合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东夷。

三监之乱，周公对商人的处置

东夷和商渊源颇深，学者多主张商出自东夷。但商入主中原后，和老亲戚则多有兵戈，甚至商朝灭亡也和东夷脱不了干系，也就是所谓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牧野之战时商朝大军竟然在征讨东夷。他们不服商也同样不服周，于是趁三监之乱时一起反叛。之后周公、召公用了多年时间，才将三监消灭，并征服了东夷的蒲姑、奄等势力，并分封齐、鲁等国与东夷的徐、莒、莱等集团继续作战。青铜器“大保簋”也记录了太保召公征伐录子。

那么，如何处理这些投降复叛的“殷顽”呢？周公先是继续分封三国接手“三监”的地盘，其中召公奭领邶地为燕国，他是旧周族的族长，但燕国不久即北迁到今天北京河北交界一带，原地又封周公之子邢侯；康叔封领卫地为卫国，他是周公旦的弟弟；微子启领鄘地为宋国，他是商纣王的庶兄，比较早臣服于周。

然后又将商人氏族分给各国作为国人，其中鲁国有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等“殷民六族”，卫国有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等“殷民七族”，从名称来看，这些氏族应该多从事手工业。春秋时期齐鲁有著名的“长勺之战”，当在长勺氏居住的鲁国都城郊外发生。还有不少商人被迁到新建的洛邑，从事低贱的官商工作，所谓“商人”的称呼即源即此，并不是说商朝人善于经商，而是周朝多从事商业的多为商族人。

其实关于商人下落的情况，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微氏家族。除了微子启分封的宋国外，1976 年在陕西扶风庄白出土了一件青铜器“史墙盘”，记载了西周微史家族的世系。这个微史家族很可能是微子的旁支，被分封到宗周地区担任史官。以殷人才俊充实宗周，与后世秦汉迁徙东方富户于关中如出一辙，达到王朝强干弱枝的目的。此外，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了青铜器“克盉”，记录燕国被分封的国人也有微族。

过去郭沫若先生认为周人是国人奴隶主，商人是被征服的野人奴隶，此说不确。商人更多还是和周人居住在一起的国人，他们在国中有自己的“亳社”，也拥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义务。西周镇守成周的“成周八师”，当即是商人氏族编制而成。商人和周人也有通婚，《左传》说鲁惠公妻子孟子、声子、仲子，当都是宋国公主。整体来说，商人势力在周朝还是备受压制，所以到春秋时有名的就只有一个宋国了。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宋国，却出了一个震铄古今至今的人物。西周时期，宋闵公有个儿子叫弗父何，弗父何的玄孙叫孔父嘉，在宋殇公时担任司马。孔父嘉因为受宠，而且妻子漂亮，被太宰华督忌恨。于是华督煽动国人杀死了宋殇公和孔父嘉，占有了他的妻子。孔父嘉的曾孙孔防叔后来逃到鲁国，孔防叔的曾孙就是大圣人孔子了。

除了孔子之外，还有一个子也是宋国之后，那就是墨子。“春秋五霸”宋襄公有个庶兄叫公子目夷，墨翟就是目夷之后。此外庄子也是宋人，但不知道是否与宋国国君有血缘关系，从庄氏来看可能是宋庄公的后人，当然也可能是楚庄王的后人。他的好 cp 惠施也是宋人。

损益可知，后世对殷商的继承

现在我们谈到商王朝，给大家的印象似乎就是王八壳子、神神鬼鬼和暴君奸臣，以及 90 版《封神榜》的鬼马装束，和后世至今的中华文化似乎相差甚远。王国维先生也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似乎殷商是一个完全埋在故纸堆里的王朝。其实不然，商朝到西周文化更多是一脉相承，到春秋战国之际才发生社会剧变。殷商文化上承二里头文化、下启西周文化，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源头。

先说文字。商代的典型文字是甲骨文、西周的典型文字是金文。但甲骨文和金文，只是载体的不同，从文字上都属于大篆类。而且商代也有金文，比如著名的司（后）母戊鼎；西周也有甲骨文，比如周原出土的甲骨文。尽管商代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的字形有一定区别，但这更多是由于时代的早晚和用途的不同产生的，两者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异。就算甲骨文相对于同时代的金文，因为材料的关系，写作也相对简化。而且商代甲骨文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汉字，同时期其他地区没有自己的文字，可见周人文字本身就是继承商人的，之后历经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一直发展成了现代汉字。

再说青铜器。青铜文化可以说是反映三代文明最有特色的文化。商代青铜器多给人狰狞、浮夸之感，而周代青铜器却更偏向平实、实用。其实 20 世纪 30 年代，郭沫若先生在《彝器形象学试探》一文中就把青铜器形制从商朝后期到西周穆王称为“勃古期”、西周共王到春秋中叶称为“开放期”。西周中期前后的青铜器在形制、纹饰和器物组合方面都有较大差异，最典型的就是器用制度从“重酒”转向“重食”，以鼎、簋为核心的青铜列器制度形成。这既是礼器的变化，又是礼制的变化。可见，青铜文化仍然是西周从商代继承的，即使改革也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

再次说宗教。商代是非常敬重鬼神的，具体社会生活包括占卜和祭祀，占卜是向鬼神请求启示，祭祀是向鬼神祈祷免灾，这在甲骨文中能得到大量反映。商人可以说是无事不卜的，殷墟遗址也充满着神秘和恐怖的气氛，这直接导致商人推行“先鬼后礼”的神权政治。过去常说周人推翻商人后，开始对天命与彝伦进行重新考察，认为天命无常，这才开始重视德治。但商代用人祭祀的风俗明显呈现一个减少的趋势，而西周初年也还重视鬼神，如《尚书•金滕》记录的就是周公向上天祷告愿意以身代替武王去死，群经之首的《周易古经》实际上也是周初占卜记录的合集。可见商周文化更多也是一脉相承的。

接着说姓名。今天我们说的姓氏是一回事，名字也是一回事，但是周人的姓氏不同，姓表血缘出身、氏表社会集团；名字也不同，名是出生称呼，字是成人称呼。周代以后没有了姓和氏的差异，但名和字的区别长期存在。这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商代。商人很多贵族男子又称“子某”，这个“子”是成年的标志，这种称呼直接影响到后世的字多为“子某”。另外，“子某”又可称“某子”，人名和地名混用，周代不少氏即来源于祖先的字，比如孔子的“孔氏”，来源于孔父嘉的字“孔父”。整体来说，商代甲骨文反映的姓、氏、名、字还比较杂乱无张，但后世的姓名制度都可从中找到原型。另外庙号、谥号也都发源于商代。

然后说爵制。爵位制度是古代表示身份的重要制度，秦汉有“二十等爵”，周代有“五等爵”。历史学家多质疑“五等爵”的真实性。商代甲骨文中“公”“侯”“伯”“子”“男”作为男性称呼都存在，但“侯”“男”表示的是不同的外服职官，而“公”“伯”“子”则有强烈的亲属称谓色彩。西周金文中仍然延续了这类称呼方式，但当时这些称呼既不代表爵位，也没有所谓的“五等爵”。直到春秋时期因为会盟的需要，诸侯才有了相对固定的称呼，到战国时期儒家才梳理成所谓的“五等爵”。尽管这不是现实存在的制度，但仍然影响了后世两千年，明清时期都还有所谓的公侯伯子男。

最后说国家。从原始部落到成熟国家之间，有一段血缘与地缘并重、王权和族权共存的时期，这段历程被人类学家称为“早期国家”，在中国对应的就是夏商西周三代。成熟国家是由早期国家不断排斥氏族血缘因素而来。而这在商朝后期就肇端了，具体表现在商王祖甲将兄终弟及改变为父子相继；商王武丁强化君臣上下级关系，在甲骨文中开始自称“予一人”；商纣王也不用旧族而重用小人。这些其实都是在加强王权、削弱族权的表现。虽然结果是商纣改革过激而灭亡，但后来的周厉王、周幽王仍然要重复这种步骤，直到战国初年诸侯变法才走向了成熟国家。那么商朝作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也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六个方面，涉及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一些片断，虽然不够全面，但窥斑可见豹。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真知灼见的。周以一个西陲小邦发家，对商更多只能继承，而更少能够批判。西周中期相对稳定后，才有制度性的变革。而根本性的社会大变革则要到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化精神才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升华。正是因为孔子以周公为偶像，孟子又主张“法先王”，而商朝又作为战败国，所以儒生才会夸大商周文化的差异。我们从考古发现中才能渐渐还原真相。

最后再谈个悬案，那就是所谓的“殷商遗民东渡美洲说”。此说是英国汉学家梅德赫斯特于 1846 年翻译《尚书》时提出的，传到中国，又有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学者支持，经过马伯庸亲王的脑洞小说《殷商舰队玛雅征服史》而广闻人知。因为涉及到古代中国人发现美洲大陆这个大课题，所以一两百年来一直是讨论热点。肯定派与否定派你来我往，相互批驳。

整体来看，殷人东渡美洲并无确凿证据，尽管殷商文明与玛雅文明有相似性，但具体到每一种事物，表现形式和逻辑关系又大相径庭。当然，从文化人类学和比较文明史的角度去看，尽管有些结论过于荒诞，但讨论经过本身还是有价值的。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能确定商代最直接、最重要的继承者当然是周代，而商代又是中国信史的开端，可以说商周文化共同构建了华夏文明的基础。这个远逝的王朝其实又一直在我们身边，每一个中国人可能都流淌着商朝人的血液，每一件中国元素可能都浓缩着商文化的影子。

参考文献：

顾颉刚：《“三监”人物及其疆地》

杨宽：《西周史》

许倬云：《西周史》

宫长为 徐义华：《殷遗与殷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