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作品也有版权意识吗？(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_网络百科

虽然儒家一直主张“不争利、不争讼”，但眼看自己的心血被他人剽窃、拿去谋利，任谁都会心里不平衡吧，所以古人当然是有版权意识的，也会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有没有用，就另说了）。

这里讲几个古人反盗版的故事，从中大概可以一窥当时的情形。

寻求官方保护

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 年)，朱熹的弟子祝穆刊刻了一部地理书《方舆胜览》，里面保留了一篇官府榜文。

据祝太傅宅人吴吉状，本宅见刊《方舆胜览》及《四六宝苑》、《事文类聚》凡数书，并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积岁辛勤。
今来雕板，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纪胜》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
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乞给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这是一份两浙转运司的录白（官方文书的副本）。

文中说，祝太傅（祝穆）耗费大量时间精力“积岁辛勤、所费浩瀚”，编撰了《方舆胜览》、《四六宝苑》、《事文类聚》等书，现在就要正式出版了。

为避免多年的心血付之东流，他特别让下人吴吉向两浙转运司、福建路转运司提出版权保护的申请，以杜绝盗版的侵害——“乞行约束，庶绝翻板之患”。

今后只要发现盗印上述书籍，一经举报，官府就会“追人毁版，断治施行”。

这份榜文被张贴悬挂在衢婺州的雕书籍处（类似今天的印刷厂）门口，以警告那些“书市嗜利之徒”。

类似的案例还有一些。

比如稍早一点，宋光宗绍熙年间出版的、王偁的《东都事略》，牌记上明确写着：“眉山程舍人宅刊本，已申上司，不许覆板”。

到了元代，陈宲刊印黄公绍的《古今韵会举要》，序言后有一长方木牌记，其中写道：

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刻。
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在书籍出版发行之时，就同步启动了版权保护，这维权意识相当超前了。

道德谴责 + 防伪标记

到了明代，白话小说成为畅销书，自然也逃不脱被盗版的命运。

出版界大腕余象斗就深受其苦，他的“三台馆”书坊是专门出通俗小说的，受害尤重。

万历三十多年，估计已经忍无可忍了，他在新书《八仙出处东游记》的卷首书引里破口大骂：

不佞斗自刊《华光传》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
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
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
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

写一本爆款网文很不容易啊，出版还花了我一大笔钱！而你们这帮“浪棍”、“逃奴”，随随便便就拿去翻刻，太不要脸了，无耻！无耻！！无耻之极！！！

《华光传》即《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又称《南游记》，其实写得挺烂，但照样高居销量榜的前列，被盗版商觊觎，难怪余大先生要公然发飙了。

当然，痛骂之余，他没忘记通过技术手段来防盗版，比如搞防伪标记。

这是双峰堂版（余象斗的另一家书坊）《水浒志传评林》结尾处的荷盖莲座牌记。

在版权页玩独家设计，是防伪的手法之一，还有玩得更花的。

蒙古定宗四年（1249 年），平阳人张存惠刻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牌记被设计成钟式的“晦明轩记”和琴式的“平阳府张宅印”两种，已经有点今天“商标”的意思了。

法律诉讼 + 品牌效应

清初的李渔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打出版官司的人，不过，他的维权手段远不止把盗版者诉诸官府那么简单。

在《闲情偶寄·器玩部·制度第一》当中，他提到了自己对付盗版的各种方法：

是集中所载诸新式，听人效而行之；惟笺帖之体裁，则令奚奴自制自售，以代笔耕，不许他人翻梓；已经传札布告，诫之于初矣。
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
当随所在之官司而控告焉，伏望主持公道。
至于倚富恃强，翻刻湖上笠翁之书者，六合以内，不知凡几。
我耕彼食，情何以堪？誓当决一死战，布告当事，即以是集为先声。

首先是自制防伪笺帖，然后是传札布告，最后才是向官府控告。

不仅如此，他还痛斥盗版商是“中山狼”，同时又表明了自己毫不退缩的决心：“誓当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