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话题就是：明代的县城都是怎么建起来的。

县城是县治所在地区人工修建起来的，由城墙限定住的一块区域。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明代有大量的县并不具备由城墙围拢限定的县城。有的是因为元代建县时没有筑城^[1]，有的是因为明朝自己新分县时没有筑城^[2]，还有的是因为大明占了原来的县城之后懒得维护，墙自己塌了造成的没城^[3]。

凡种种原因，造成了明代大量县治长时间不具备县城。著名如上海县(今上海市区)，有明三百年间二百年没有城；不著名的如汉川县(今孝感属地)，崇祯十年才修了县城。这背后有两个原因：一是明朝朝廷地方官还有人民都很抠，不愿意在名城巨郡以外的地方费力费钱筑城^[4]；二是因为朱元璋朱棣父子留下的卫所驻防网够密实，让后来人觉得朝廷已经把控住所有山海要点，该筑城的地方都筑上了，其余内地州县根本不必筑城^[5]。

以今日的上海和深圳所在地方为例：

上海由于被卫所包围，地方和中央都觉得是“内地平安州县”，就拖着一直没筑城。

而深圳旧县新安，由于直面海贼老巢大屿山^[6]，则是早早就被安排进了卫所城市新安守御千户所城里办公，被武装保卫了起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像新安县这种情况，在明初特别是洪武朝特别多见。朝廷会在险要临敌之处，安排卫所修个城或修缮改建旧有小城，然后把临近的州县安排进城里办公。这时候从称呼上看，该城为某州县县城；但实际上该城产权还属于卫所，卫所掌城门钥匙、城防布置、安检以及城墙修葺，地方官在法理上对城池没有义务和权利。当然，卫所衰败之后那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也。

我们说回筹建县城。

如果我们按照明朝实际情况虚构一个县，那么如何才能给县的治所修个县城呢？我最近把秦岭淮河以南的明代修城史大略看了一下，简单说说。

首先这个县要有修县城的需求。以左侯 @宁南左侯 建的知乎县为例，当县虽然“冲疲烦难，刁民众多，土顽杂处山林，啸聚一方，犹为难治”，但仍不足以达到筹建县城的门槛。如上海县，其修城的前提需求，是五次倭寇劫掠、县令奔逃、镇抚战死；而如大冶县，虽连续遭受山贼劫掠，死了一个县令，但由于继任官对自己的筹划能力没有信心，怕干犯律令^[7]，硬是顶着筑城的民意上报取消筑城计划；再如山西边城，由于经济不发达且行政机构效率低下，民众厌恶筑城行为，谭纶督促筑城的方案硬是被民意给顶了回来。

所以知乎县若想筑城，还是需要一些更直观的威胁——比如经常闯入山高铺旁税关劫掠县域的“入关贼”，以及受入关贼影响，打劫翦道侵害行商的“翦商贼”。

由于二贼横行，巡检、守御所屡讨不宁，县衙三被破，县令被抢走，本县官民终于不能再忍受，决定筹建知乎县城。

筹建的第一步是给皇帝本人打报告。

明朝是个帝治国家，地方上大小事务理论上皇帝本人都能过问。像修城这种能改变地缘均势的行为，更是朝廷明令要求必须直报皇帝获得批准后再施行。当然，按正常流程上报，有时候会遇到如前大冶县令一样，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上官，然后文书就莫名消失。所以聪明的地方官，一般不会自己出面上报修城计划，而是让当县的退休官员走退休官员上报渠道，绕过上官直通皇帝案头。

上海县修城时便是如此，知县并未发声，而是由退休太常卿顾从礼撰文上请。

那么如果地方官不愿蹚浑水，而当县又无能直通皇帝的退休官员，该县要如何呈文上报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碰运气看当地上官的人品，人品不好那就只能再“暂累”几年了。

呈文到了皇帝案头后，一般会立刻“下部议”。皇帝大约只需按个快转键，并不需要看呈文内容。不过有些时候例外，如隆庆帝大约就看过陕北要求增筑城池的呈文，导致后面工部和兵部没成功糊弄住他。

对了，修城的事情理论上是工部和兵部合管。而且由于存在大量卫所城市兼职县治的情况，五军都督府也能掺合进来，发表两句意见(比如投诉民城的建城计划和原在卫所城相距太近)。

不过在中晚明，一般民城的修建已经基本受工部管辖，比如上海建城的批文，就是由工部独立下达的。而且到了崇祯朝，部议批文这套也由于时局问题被省略掉了——崇祯皇帝下诏要求所有县城有能力的都把城修上，不必报批，只需在督抚备案。然而民众和官员对筑城之事仍不感冒，以至于杨嗣昌写了两篇奏文，向崇祯投诉地方官对他虚与委蛇，流贼满地跑了还不愿意修城。上文提到的汉川县，就是虚与委蛇团体的一员。他们摊上了个好县令，领着民壮打跑了一波流贼，似乎不必修城。结果流贼边跑边喊，说他们知道汉川县没有城，还会杀个回马枪。于是县令成功鼓动了县民，大家一努力，一个月不到就把汉川县城修好了(。)

部议能通过算好，不能通过的话中央扯皮就要开始啦。如前隆庆增筑案，皇帝下部议，部否上呈，帝驳回再议，部再否兼请平议，帝命大学士六部九卿平议，然后六部九卿想糊弄隆庆，隆庆曰：“你当我假的啊！”六部九卿便把工部兵部卖了，要求他们俩批文同意。

我们假定天下苦知乎久笑，工部当天就出了施工批文。

虽然当初呈请走的是场外快速通道，但现在批文往下发不可能走快速通道了。首先是工部上覆皇帝，皇帝曰：“可”同时发还工部。工部尚书签发、左侍郎附署(涉及镇兵之类还要兵部同签)，工部司郎中承发、员外郎同发，布政司收受查勘下发(如果是南直隶则是南京工部侍郎转发，北直隶没这一环，涉及南直隶军兵则先发给南京守备或南京兵部尚书)，府接发，州县承办。

而且由于是从上安排下来的任务，地方上接文后会派人前往现场督查。湖广布政司的嘉鱼县修的时候现场有个巡按御史、松江府上海县修的时候主持的是个府通判、狠一点的如常德府修葺，偏沅巡抚自己跑现场盯梢。这种行为既有向朝廷表现重视、推卸可能的失败责任的意义，又可在实际上解决很多单凭县令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拆官员的房子、协调地方卫所官兵参与筑城、要求周围州县返还窜逃军民等等。

说到卫所，朱元璋当初以为卫所制度能长长久久，还定了个条例，要求凡是境内有卫所(千户所以上)驻扎的州县，城池修筑都由卫所出人力，州县只需准备官兵口粮和各色物资即可。然而后世卫所崩坏，根本出不起这个人力，朝廷又不废止条例，搞得地方官只能和卫所协商分摊人力成本。最终于嘉万之世总结出一套内地州县与卫所七三分责，边地州县与镇兵六四分责的较为通行的人力成本分摊惯例。

上海县境内如上图所示有很多卫所，但由于时值大倭乱时代，卫所责任重大且底气十足，所以并未调派一兵一卒参与城墙营建。知乎县虽蒙难，但不是大难，所以守御千户所肯定得出人修城，我们按例让他和县政府三七开，负责出人修筑知乎县西门到北门一段城墙好了。

因为有了卫所的参与，知乎县的上级机构也得派个府通判来，知乎县自己的县令只能靠边站了。

さらば，知乎令。

但批文毕竟只是批文，行政军事机构之间的协调也只是协调，真正的筑城事业还需由人操作着物资来进行。谁组织谁们用着哪儿来的物资在何处修怎么样个城，是接下来知乎县官兵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那个退休老大人——鉴于左侯作的知乎县，就劳烦左侯来挂名吧，他得出任项目总经理——用官话来讲，是知乎城池修造主办。这是由于在明朝官场范围内，存在着“谁提议，谁办理”的潜规则。除了专业打嘴炮不上税的科道官外，其余官僚但凡建议兴事，都需要亲自或指派有明确合法关系的亲密人员督办该事。虽退休官员，亦不能例外。知乎县由于是左侯建议修筑，则必须是他为主，府通判为副，来办理城墙修筑事宜。当然，实际操作中府通判的权力肯定比左侯要大，县官不如现管嘛。左侯大致上只会负责安抚地方，以及筹钱筹物——因为朝廷给的，真的只会是一纸批文。

明朝，是一个节约的朝廷。在筑城行为方面，自然也不例外，会以节约朝廷开支为第一要义。在实际的历史中，全国除三边（北、海、苗）四都外地区，只有著名的要点城市如苏州、荆州、岳阳、武昌，能得到中央朝廷批下来的城市建设费。其余地方如若妄想修城，就必须自筹经费物资。这也是为什么，到了崇祯年间，面对着满地跑的流贼，大明官民还要拖着不筑城的原因。

一般而言，在正统以后，明朝州县修造城池的官方经费，主要来自各色罚没钱物和免罪银。在日常的行政司法过程中，理论上前述财物都属于国家财产，实行严密的登记上缴制度，每年年底，按察司需要会同布政司检查府州县专门存放以上钱物的仓库，进行库存清查，然后把能用的东西交到太仓，好看的东西送给皇帝。但实际上，这些罪犯的家当总体性地成为了地方政府，特别是直接接触民众的州县官的应急基金。凡水旱蝗汤、筑城修路等事，地方上一时不能周转，都可以上报省部动用罚没钱物、免罪银来处理。由于朝廷实在是经常授权地方动用这笔钱，到最后上下两方面都形成了默契：太仓不再严格征收地方罚没钱物，同时每有修筑城池等事，朝廷也只会下发文书，准许地方动用罚没财物，而不实际拨款。

当然，好看的东西还是得送给皇帝。

而且将惩罚分子所得，作为地方应急基金的这个行为，本身也很有问题——难道一个民风淳朴、路不拾遗的县，就活该没有应急基金？

幸好按照知乎法度，大量的知乎县民都是待罪之身。知乎县专收罚没财物的仓库里，满坑满谷都是干货，左侯可以安心挂名了。

那么罪犯不多的其他大明州县又该怎么办呢？

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靠募捐，二是靠摊派。募捐的流程，一般是知县先广播说要捐出多少多少的俸禄来修城，然后地方富户群起响应，钱物就集齐了^[8]；摊派则有两种手段，一是货币摊派，每家每户按某种比率（由家财数量决定）上缴现银给县政府，县政府再雇佣专人修筑城墙^[9]，二是县政府直接把城墙分段，实行家庭承包，比如每个富户修二丈五的墙，中户修一丈五，下户修五尺^[10]。

组织架构有了，钱物也有了，那就只差筑城民、工了。

此处将民与工分开讲，实是因为在修城的过程中，民与工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群体。首先是因为大明的匠户制度，导致专业的城墙建筑工基本都是匠户，与民户别籍而立；其次在城墙建设过程中，民人进行的大都是搬运物资、夯土、立柱等粗活，其余给城墙铺砖、给敌楼上架、给城门立拱券等精细活，都是匠户的工作范畴，民户无法染指。另外，军户里也会有些专业修城的军户，他们和匠户又是完全不同的群体了。

最开始的时候，由于大明是个普遍劳役国家，民户出的民丁并不需要政府花费任何成本，民丁甚至需要自带口粮和被褥来服劳役。县政府只需筹措给匠户的银钱或米粮，就能完成筑城工程。但这和前文所说的驻扎官兵免费修城一样，都是明初才有的朱元璋主义特色制度。正德以后，除非使用摊派大法，修筑县城时县政府都必须出钱雇佣民丁，并为之准备口粮。如此一来，筑城经费必然大涨^[11]，如大冶县令那样的明朝官员面对这种情况，则肯定会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意图阻止筑城。而若使用摊派大法，轻的造成民户逃亡，考课得殿（吊车尾），降官减俸；重的激起民变，流贼朝廷哪个都不会饶了你。

这谁敢修啊。

等到民、工也到位时，守御所就会派个百户之类的，领着兵丁来县衙交割给府通判，这样筑城的人就算齐了。物资方面，筑城一般需要大木、砖瓦、石灰、米、蛋、生熟铁、铜锡、油料、草料等等。本县如果不能出产，就得找专门的商人大量订购。譬如枣阳县筑城，单砖块就用了二百五十万块。这些工程物料如果对外订购，恐怕光筹措运费就能让地方官急得想上吊。

上海当年初建县城，就因为市面上物料短缺，同时县域内除了水就是泥，老富裕一个县城，墙都是夯土的，没有包砖。还好知乎县有山高铺，肯定有山。有山就有木头和石灰，还可以自己烧砖，这三项解决了能省不少钱^[12]。

进入正式修筑环节后，左侯基本上可以休息了，每隔几天去趟工地视察慰劳一下就好。府通判则必须每日亲临现场，处分各种杂事。而如果修城计划是县令报上去的，情况就得反过来，是县令天天在现场，上官隔三差五偷袭县令。

中国古代一般将普通男丁一天的劳动量称作“一工”，并以之计算建筑的规模。据统计，修筑一段长九明里左右的城墙，大约需要五十万到八十万工。这代表着如果现场有工人一万名，完成该建筑项目大约会需要五十到八十天。而九明里长的城墙，即使围个圆形，也就下图黄圈这么大：

占地面积也就 1.6 平方公里吧，是天通苑小区占地面积的五分之一。上海县城初建的时候也就这样，知乎县大约比上海穷些，将就着也修这么大好了。

实际修城的过程中，每个男丁一天能做成的事儿有时会超过一工。倒回上世纪六十年代，乡下也有很多一个人能做三个人工的厉害者，大明朝时一人一日做三个工亦非特别稀奇。所以实际筑城时，县政府并不会召集一万民、工连续修上大几十天，而是随着工事的种类、烈度增减现场人员。进行简单重复大力出奇迹的工事如夯土时，现场可能会集结七八千人从早干到晚；进行精细活比如铺砖铺瓦绺墙缝时，现场的人员数量可能就少于一千了。

这样看起来似乎比管着一万人干大几十天要简单些，其实不然。随时变更的现场人数，要求的会是更加精细化的管理。衣食住行四个方面而言，由于现场人数会变化，监管者需要准备很多能随时征用封存的临时营地；便于取用的大量存粮和足够的后厨以及外送人员；足够的老妇女，以便在放工后为民、工缝补衣服；还有雨具、遮阳棚、每日更新的饮用水（最好加盐）、随叫随到的医生、乃至安排可靠小吏每天准时带着民、工准确前往当日工作现场。

这些都需要做预案，并随时调整预案。而且当出现不可抗力影响进度时，随时变化的人数会带来人力资源短缺的情况。监管者还需事先对接好人力资源输出地区或机构，在必要时付出额外的代价（比如给守御千户塞钱拉兵丁来干活），以保证在工期内完成。如果不能按期完成，轻则被上官批评，严重的可能就被流贼倭寇各色夷虏一波带走咯^[13]。

总之，苦了府通判也。

工期都排好之后，我们来看看专业匠户给出的城墙草图吧。

在大明，筹建县城有时候也是一件要看老天脸色的事情。很多县除去人的影响之外，最大的建城阻挠因素，就是当地的地形。如常德桃源县与岳阳安乡县，因为处在洞庭附近，水流极多，终明之世未能建起县城。更著名的比如汉阳府城，因为汉水乱流、沼泽密布，干脆修得比一般县城还小些，跟武昌府城比起来简直是个弟弟。

另外，和绝大多数人的幻想不同，中式城池并非全部都是方方正正的矩形。依据地理条件、交通情况、攻守之便以及人口需求，中国人创造性地修筑了许多形态可爱的城池。特别是在明代长江下游区域，由于人口繁盛且人力成本高企，为了令同等长度下城墙能圈住更大的土地，当地人修筑起了一座座近乎圆形的县城^[14]。上引上海县图，便可见此状况。而当某地原有一个方形县城，在倭乱中又想再修一层占地面积更大的外城时，如下图所示如皋县城的状况就出现了：

由于这样外圆内方两重城的造型，有点类似外圆内方的制式铜钱，如皋就有了个别名叫“金钱县”，当地近年似乎把这一点当做特色宣传了一下，但知者仍不是很多。

当图纸摆好，工期算好，物料备好，人工集合好后，我们知乎县的筹建工作便终于从筹划走向建设了。

大明也是中国，在重要工事进行前会进行一些祈祷活动。筑城工作会在吉日的吉时（一般为早上十一点左右）正式宣告开始，所有筹建管理人员，会和工人及居民代表们一起站在一个开阔的地方，由专业的神学工作者当着大家的面按明太祖规定的城隍祭祀标准，杀一到三只家畜^[15]，祭天地然后煮熟了分给观礼嘉宾吃。在这个时代，一日只吃两餐还是中国人的惯常行为。筑城主办方会筹备一些稍显丰盛的食物，在开工典礼前分给参加当日筑城工作的人员吃掉，这样在典礼结束后，大家就能直接投入现场工作，并一直干到日薄西山。

城墙会被分成很多个施工段，同时开始修筑。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大大节约工期，五十几组夯筑工人每组砸出几十米的城墙，周长五公里的城墙就初步成型了；但如果现场的专业人员指导不好，分段筑城就会像那个著名的挖隧道笑话一样，出现两段城墙无法互相连接的情况。主管人员在典礼当天，肯定会带着乡绅蓍老巡视所有工地，为工作人员加油打气，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之后的日子中，府通判、县令等监事官员仍必须经常巡视现场，并严令他们委任的监督管理人员认真领导现场工作。他们的勤劳主要有两方面因素的督促：其一自然是对于民变的恐惧，几千近万人聚集在一起进行有组织工作，一旦生变肯定会造成朝廷惊诧，筑城官员掉脑袋；其二是大明朝有一个“五年包赔之法”，筑城监事官员，特别是主办官员（当主办是退休官员时，主要责任转移到副主办的在任官员头上），在城墙筑成后五年内对城墙质量负责，如果五年内在无自然暴力影响下发生了城墙崩塌、城门壅塞、城楼倒塌，主办官员必须自己出资雇佣工人将城墙修复，而且如果这种城墙质量问题导致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该主办官员还得进行赔偿甚至担负刑事责任去坐牢。

最终，城墙被修筑了起来。不管包砖还是不包砖，自大地上耸立而起的这一重人工屏障，都能给城内居民带来切实的保护^[16]。工程完成的那一天，主办官员们又会举办一个仪式，杀一到三头家畜，用来庆祝工程结束。在这个仪式上，监修官员们肯定会感到一阵放松——因为工程的结束，意味着他们再也不用担心工地斗殴、贼人偷埋尸体入城墙、各色人员监守自盗工程物料以及天气变化带来的瘟疫等等杂事了。

但放松的情绪是有限的，因为朝廷还要审核一遍工程项目的账册。

人类踏入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创立了使用文书管理国家的政治机构。而国家——亦或政府的统治能力，也可以从它们利用文书管理人群的精细程度上显露出来。赵宋被制度史研究者同意为旧中国登峰造极的一个时代，便是由于它那事无巨细皆可以文书管理的政治制度^[17]。大明的制度虽然粗疏，但在财、兵两项关乎朝廷存亡的事情上还是颇有些可圈可点的地方。筑城是一件必须呈上给皇帝御准的事务，关于此事的财务管理自然也会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

明制，地方修城后需要由管领当地的巡按御史亲临现场，对工程质量和工程账目以及施工相关人员身体情况进行细致的调查，最终形成一份直接交给皇帝的报告(当然，实际上皇帝仍只是按快转键转发给户、工两部及内阁处理)。其中工程质量自然是审核城墙是否按施工图准确建造、建筑强度是否达标(砖墙的砖能否抠出、夯土墙用铁签捅能捅多深、城楼迎风是否晃动)、建筑有无违禁之处(擅用金漆龙纹等)。这一方面的资料，由于需要巡按御史亲自带人实地探访获得，有悖于官员们的惰性，所以到明中后期时，已基本处于放任状态。万历二年，中央曾发文陕西总督曰：“近来各边报修工程，巡按御史覆勘，岂曾亲履其地？止据委官以空文回报，未久随即倾圮。這延绥所奏边功，着选差公勤司官一员，便去逐一查勘，明实俱奏。”是此证也。

当然，巡按御史们作为官员，只是会懒得去现场走访，而绝不会拿着地方官给他们的汇报就转发上去，肯定会想办法刁难一下地方官，以凸显自己为朝廷做出了贡献。工程质量这方面由于他们不愿走访，自然无从置喙，那么他们肯定便会在账册审核上加大力度，来昭示自己的存在。

恰好，注释 7 中的多条法律都可以让御史们找到自己的存在感。

比如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条，是关于废品率的条文。由于明代不是现代，物资(比如矿物)在开采、运输、保存乃至使用过程中，都会有不可避免的损失。在理想状态下，地方官修城时会记录并汇报真实损失。但由于损失在账目上的特殊性，地方官如果要贪污腐败，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贪掉的部分上报为损失——大宋、大明、大清每年漕运“漂没”的大量物资，便是这种贪污套路一种体现。朝廷也不傻，自然会想办法来抑制这种贪腐行为。但由于明代不是现代，量化管理别说起步，连概念都不存在，所以“虚费工力”条只能宽泛地说：“凡役使人工，採取木石材料及燒造磚瓦之類，虛費工力而不堪用者，計所費雇工錢，坐贓論。若有所造作，及有所毀壞，備慮不謹而誤殺人者，以過失殺人論。工匠、提調官各以所由為罪。”什么是“不堪用”？如何确定死者是因为“备虑不谨”而死？法条没有给出任何提示，决定权完全在巡按御史手中。这自然会导致巡按御史的“人治”权力提升，加重亲民官^[18]的行政负担——对于亲民官来说，由此法条的不确定性太大，巡按御史的个人决定权太强，与其执行无法完全实现的法条，不如去想办法讨好具有决定权的巡按御史，塞塞钱、送送礼，巡按御史别说不刁难你，说不定连那个“五年包赔”都可以给你免咯。

可见法条修订，是法制建设必不可少的基石也。

另外，上引法条提到了死人要抓“提调官”——也就是工程主管官员——让他负刑事责任的问题，这也即是我上面提到的巡按御史审查的第三点“施工相关人员的身体情况”。简单地说，地方官即便花极少的经费修出了宇宙第一坚城，但凡修城过程中爆发了瘟疫、斗殴死了人、有工人逃跑做了流民、有人去上级政府举报你修的太豪华，这个地方官都肯定会被撤职。但是，瘟疫又可以归于不可抗力；斗殴又可以归于山贼反动势力闹事；逃跑的流民又可以被算作早有异心的叛徒；举报人又可以被上级政府转送回原籍处理。在这种前提下，地方官修城便又有功无罪了。

选择采信哪一种说法的权力，完全在上级政府与监察机关(如巡按御史)的手中。于是对于亲民官，还是送礼送钱比较安全。

制度性腐败，不外如是。

所以你看，对于明朝的州县官来说，修筑城池在申报阶段可能会被驳回；在修筑阶段可能会被上官凌虐；聚集起的民、工可能发生民变；修好后要面临审计，不通过将会丢官甚至坐牢；修好后还得负责五年，出事得自己出钱赔，说不定还会被免官坐牢。在这样的限制下，充满了惰性和享乐心理的旧帝国官僚，怎么可能会有筑城保民的积极性。看似良好的审查管理制度，碰上怠惰不愿担责的主管官员，最后竟使大明百姓无城可居，暴露在贼寇盗匪敌军面前毫无自保之力，或许值得我们为之思考一二吧。

附录：

上海县城略谈

上海县城是我构造知乎县的底本，我看了挺多相关论文，还搞到了点好玩的事情，得说说。

最开始修造的上海县城，如我上述，是比清末被拆的上海县城小些的。

该城由顾从礼提议修建，在建城过程中顾氏捐了不少钱物，光修建小南门一项，顾氏就捐了 4000 石小米(折合为今日之 572928 市斤)，折银约 4000 两^[19]（以下皆以银两计价），再加上梅夫人(陆深之妻)捐的 2000 两，仅募捐得到的筑城经费就已有 6000 两之巨。另外还有王相尧等“倾其所有”参与筑城的官员，则上海筑城的总经费绝不少于万两。这等投入修建出来的，居然只是不过九里（约 4.6 公里）长、一丈五尺高（约 4.8 米）的夯土城墙。不过这似乎是嘉、万之季的普遍情况，与上海县筑城同时代的湖广沅州包砖工程，把个差不多大小的土城包砖，花费约 4000 两；万历二年云梦县平地修出个砖城，花费约一万四千五百两；两厢减去，则不管是内地的湖广还是海边的上海，修九里的土城都得花万两左右。

当上海县城修好了之后，当地居民，前刑部尚书潘恩受政府委托，写了篇《修城记》纪念这次伟大的修城活动。潘恩有个儿子叫潘允端，见城池修好，城内太平，就给自己的退休老爹修了个园子来打发时光。该园，即是现在的上海居民并不会去的豫园。

而在建国后，上述三位名字加粗的上海筑城参与者，其坟茔居然都完好地被发现。而且这几处墓葬，都为现代人带来了极大的惊喜。

梅夫人和他的丈夫陆深之冢，即为著名的“陆家嘴夫妇合葬墓”；

上海陆深家族墓出土的金玉首饰赏析

顾从礼则与其妻子一起尸身不腐，成为了上海地区最古老的湿尸；

上海自然博物馆 慎入

潘恩则一边留下了豫园，一边留下了一整块家族墓地；

另外，似乎是冥冥之中的联系吧，上海地铁 9 号线在旧城根儿转了个弯，向北经过了顾从礼出资修建的小南门：

而顾从礼的安寝之所，恰好位于 9 号线打浦桥站以南 300 米，打浦路与斜土路交汇处北侧。这位“上海县城之父”，想要去故地重游，看看自己出资创建的小南门，甚至不需要换乘，一线 20 分钟便可直达。

挺方便的。

说回上海城。

土城在老是下雨的地方，会有一个问题：被雨淋塌。这是南方多砖城的原因之一。上海城作为广义的南方城市，自然也会面临该问题。所以夯土筑造的第一代上海城，仅矗立了 45 年便被雨水淋得可以让人徒步跨越。在万历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光怀批准上海城修复、改建、包砖。历时二十年，终于将第一代上海县城改造成为了下图篮圈那么大的，周长 5.3 公里，高 8.32 米，圈地面积约 2 平方公里的包砖夯土芯城墙。

这即是后来的上海县城墙，在大清末年被上海居民拆了，城外壕沟填平修成了中华路和人民路。

【奉狗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