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这个问题是极其宏大和复杂的，毫不夸张地说，足够一千个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博士毕业了，在过去一百多年间也已经耗费了无数聪明头脑的心力，在目前的我国，大半个拉丁美洲研究界都是靠拉美现代化问题养活的。因此，如果有人说要在一个知乎回答里就把这个问题鞭辟入里地解释清楚，或者说找到根本解，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所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都是一种理论（theory），是对概念以及概念之间因果联系的阐述。在评价一种理论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标准是看它对于现实的解释力强弱，解释力越强，一种理论就是越优良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已经提出了很多解释力很强的理论，例如人人皆知的万有引力、达尔文进化论等。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绝大多数问题都不可能用一种视角、一个理论来解释清楚。如果说社会科学问题如同一片亟待照亮的黑暗，那么每一种理论都是一支打向这片黑暗的光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强度，照亮不同的范围，并且为后来的光束开辟道路。当然，有些光束打歪了，有些光束似明实暗，许多光束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和冲突，但是这正是社会科学的特点，我们需要的是广博和包容的视野，普遍联系的能力，以及不断分辨和纠正的过程。自然科学的门槛窄、高而且长远纵深，社会科学的门槛平、矮但近乎无限宽广。

　　因此，我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做到试图把题主的问题彻底解释清楚。本回答的内容是，对“拉丁美洲为何不发达”这一问题提出导论性质的整理，并提示一些思路上的要点。

　　本回答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1.避免单一要素决定论。（基本逻辑）

　　2.在关于对拉美不发达问题的讨论当中，有两个主要的解释维度，其一是外源 / 内源之争，其二是殖民的遗产 / 现代的失败之争。（核心内容）

　　3.在看到拉丁美洲的同一性的同时，重视其内部差异。（补充要点）

　　在人文社科领域当中，入门者往往会很喜欢使用单一要素决定论思考问题，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我们需要尽力避免的。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单一要素决定论不实用，如果单一要素决定论真的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问题，那么学者们真的是高兴还来不及呢。然而现实是，单一要素决定论除了易于理解之外，并没有其它优势，它对于问题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太过有限。

　　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曾经提出过在社会科学问题当中判别两变量因果关系的三条经典原则：

　　1.在出现的时间或逻辑顺序上有明确的先后，因在先，果在后。

　　2.两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3.能够排除第三方变量的干涉。

第三方变量的干涉方式有两种，其一是共变的干涉，其二是中介的干涉。两种干涉路径如下图所示：

　　在共变的干涉当中，两个强相关的变量同时依赖于第三方变量的影响。当第三方变量被控制时，强相关作用就会消失。

　　在中介的干涉当中，被预设为原因的变量唯有通过一个相关的第三方变量才能对被预设为结果的变量发挥作用。当第三方变量被控制时，强相关作用就会消失。

　　在对于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归因是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因为我们往往难以判断是否忽略了至关重要的第三方变量。而单一要素决定论往往会犯这种错误。

　　我们所知的几种经典的几种单一要素决定论包括技术决定论、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种决定论、宗教决定论。在现实问题当中，这些决定论大多只能满足第 2 项，部分地满足第 1 项，基本满足不了第 3 项。以技术决定论为例，技术的发端可以超前于时代，可以对社会生产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技术在社会当中的扩散和应用却要受到无数因素的影响——只有社会需要技术，技术才能为社会服务。例如在 17 世纪的东亚，船只技术完全满足远洋航行的要求（在 1609 年时，三艘日本船曾载着西班牙官员罗德里戈.维韦罗穿越太平洋前往美洲），但是包括东亚在内的整个非欧洲世界在这一时期都没有体现出对远洋航行的热情，这足以说明各种“第三方变量”在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因果关系的判定上能够产生明显的中介式干涉效果。再以带有地理决定论色彩的“资源诅咒”理论为例，这个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偏差观察的结果，例如石油的发现在荷兰引发了“荷兰病”，却并未在挪威引发相同的问题；钻石资源的丰富导致了塞拉利昂的内战，却带动了博茨瓦纳经济各项产业的发展；自然资源丰富显然并不能仅靠自身就带来政治衰败或产业依赖。

　　在日常生活和网络论坛当中，许多人都非常喜欢拿相关关系取代因果关系，一旦发现一组强相关关系（往往是符合自己价值观的），便不假思索地拿来当做因果关系（同时也是无可辩驳的宇宙真理），全然不考虑时间逻辑顺序因素和第三方变量的存在。但一个有素养的社会科学学习者必须牢记，相关不能取代因果，更何况很多人观察到的相关还是在主观抽样偏差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具体到拉丁美洲发展问题上来看，避免单一因素决定论是必要的。处处都存在驱使我们舍本逐末、因小失大的陷阱，个人价值观、教育、传媒时时刻刻都在对各种因素做出加权，让我们重视一部分，轻视另一部分。人的认知局限性让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些因素加权的倾向，因而我们能做的就是兼听则明、保持谦虚、接纳考虑多种因素，以求建立系统的、有价值的认识。

对于拉丁美洲不发达问题的探讨，从 19 世纪积累至今已经有了大量的结果。总体来说，各种解释归因的理论流派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其一是外源 / 内源之争，其二是殖民的遗产 / 现代的失败之争。即拉丁美洲的不发达在多大程度上应当归因于西欧和北美的持续控制和剥削，又在多大程度上应该归因于拉丁美洲各国自身建设的失败。一般来说，外源的归因会同时倾向于强调殖民遗产；内源的归因则会同时倾向于强调独立后拉美各国国家建设的失败。以下是分别对这两种归因解释的简单梳理：

1.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外源解释 / 殖民的遗产

有很多人相信，拉丁美洲的不发达是西欧和北美发达的根本解释。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拉丁美洲是欧洲和北美强盛的唯一缔造者，而是说明，我们能够在拉丁美洲身上找到关于今日世界秩序形成的几乎所有历史线索。欧洲“发现”了美洲，“发明”了美洲，并且把哥伦布的航行当做是现代世界的开端。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是欧洲经济世界的外壳，只有把欧洲和美洲（乃至更广阔的世界）放在一起来观察，才可能找到有价值的答案。

　　北美和拉美的差别是不同的结构和历史的遗产，拉丁美洲是被按照经济边缘的原则建设起来的，它们一开始就注定要为中心效劳，接受国际经济分工强加给它们的角色。它为欧洲提供货币、原材料、农业消费品和市场，命运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欧洲。

　　应该怪罪西班牙或葡萄牙吗？该也不该，英属北美是英国的北美，但西属美洲是全欧洲的美洲。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注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美洲白银充当了欧洲把资本主义结构传播到亚洲的润滑剂；巴西的黄金通过《梅修恩条约》（1703）后的英葡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燃料，并且为英国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石；1848 年美国在新征服的加利福尼亚发现的黄金又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出了一把力；巴西和加勒比的蔗糖则是 16-18 世纪贸易的一个轴心，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羞于承认，糖浆是美国独立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在法国革命前夕，欧洲从西属美洲获得的财富超过从印度获得的六倍。欧洲的这个宝库不是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独自建成的：西班牙这个农业国就算调动全部力量也不可能担当得起这个重任，或者说任何欧洲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占有西属美洲，法国人勒.波蒂埃.德.拉.海斯特洛瓦在 1700 年说，西印度消费的物品必须从全欧洲取得，法国即使建设再多的制造厂也不可能单独满足它。原则上只有西班牙人才能够参与西属美洲贸易，但是塞维利亚和加的斯实际上只是全欧洲制造业的中转站：1689 年，在欧洲运往西属美洲的 27000 吨合法商品中，有 1500 吨来自其宗主国西班牙，其余的均是主要来自于欧洲其它国家的的制成品；1704 年，塞维利亚商业裁判所承认只有六分之一的贸易货物来自西班牙；贸易利润甫一返回西班牙，便被运送散发到欧洲各地。此外，西属美洲还存在长时间、大规模的走私活动，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都是走私好手，还得到了西班牙殖民地的商人以及受贿官员的配合。欧洲合力建成了西属美洲，也获得了属于他们的报酬，英王查理二世在 1676 年说：“全欧洲都能见到西班牙的白银”，正是这些白银刺激了北方制造业的发展，并为东方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贵金属。

　（图：1784 年驶入加的斯海湾的船只国别及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利益瓜分的格局。）

　　如果说不读欧洲就读不懂现代世界，那么可以说不读拉美就读不懂欧洲。殖民地时期的拉丁美洲已经是一块空前驳杂的大陆了，各种土地所有制（从大庄园、种植园到印第安人村社），各种劳动力制度（从奴隶制、农奴制到雇佣工人）、欧洲历史上的各种文艺风格和思潮（从文艺复兴到新古典主义）都同时存在于拉丁美洲，它和欧洲是一体两面的，是一个关联的整体。正像是马克思尖锐的提法所说的一样，“欧洲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赤裸裸的奴隶制为基础”。

　　政治独立能够让拉丁美洲逃离边缘地带的位置吗？答案是不能。早在 18 世纪前，以及具有决定意义的 18 世纪期间，它就已经处于双重的依附地位了。北美只要挣脱和英国的联系就可以获得自由，但是拉美需要做的是挣脱和整个欧洲的联系，这是做不到的。诚然，继续在国际分工中扮演边缘的角色也能够带来繁荣——在经历独立后半个世纪的混乱后，拉丁美洲迎来了 1870-1930 年的初级产品出口繁荣时期，多国在自由派寡头的领导下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但在 1929 年左右遭遇了重大的打击，因为经济边缘的自主性是最差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拉丁美洲开始普遍尝试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迎来了第二个黄金时期，但是新的工业政策导致了新的问题——工业发展仍需要大量进口、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对外国资本的依赖以及大量失业、贫富分化加剧、依赖国家保护的企业效率过低。进而，1970 年后的普遍危机把拉美再度拖入了低谷。

　　只有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家十分注重区分“增长”（crecimiento）和“发展”（desarrollo）的区别，前者只代表收入或者经济总量上的进步，而只有结构上的提升才配被称作“发展”。1914 年前后的阿根廷（以及它的微缩复制品乌拉圭）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当时该国依靠农产品出口的繁荣，人均国民收入和德国与荷兰持平，超过瑞典和瑞士，居民的生活水平很高，但是随着大萧条后危机的到来，阿根廷的经济和政治都进入了不稳定的周期。这一时期的阿根廷毫无疑问属于增长度高而发展度低的国家，而拉丁美洲整体也是一个由于结构上的缺陷，其经济的自主性或说“发展”水平严重不足的地区。

　　现实当中，出于不同的目的，人们喜欢制造对比——右派提及拉美，往往是要证明西欧和北美在体制、道德、思想、历史和种族上的优越性，证明拉丁美洲需要西方的价值，需要充当亦步亦趋的小兄弟，因为没有边缘的衬托，就没有中心的光芒；左派提及拉美，往往是把它当做受害者，用来批判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资本主义的腐朽，用拉美的失败来证明西方意识形态或体制的危害，因为不说明边缘的疾苦，就无法说明中心的罪恶。

2.拉丁美洲不发达的内源解释 / 现代的失败

　　在拉丁美洲，对依附地位和帝国主义的谴责由来已久，但是也有很多人相信，外部力量的影响并不是决定性的，拉丁美洲独立后国家建设的失败才是不发达的原因所在。诚然，西班牙和葡萄牙遗留了重重的问题，英美等国也曾借用各种手段从拉美获得不道德的利益，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因自身的不作为犯下的错误又有多少呢！政府们本可以在教育上做的更好，用购买一架战斗机的预算就可以换来整个地区失学儿童需用的课本；它们也本能在工业化中国做的更好，避免让过高的保护率拖垮国有企业的效率；收入分配问题上更是如此，美国和加拿大可以用法律保障土地的产权明晰，并防止土地寡头的过度兼并，为何拉丁美洲就没能做到呢？种种问题的背后即使确实存在结构性的积弊和国际因素的作用，拉美各国自身的能动性也不应该忽视。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曾说，“我们拉美人一开始笃信宗教，后来则相信宪法，再后来相信国家，现在则相信企业。”这句话精辟地概括出自殖民地时期以来，拉美人对解决自身问题的求索历程——每一个时期都提出一种方案，每一个时期都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否定。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关于拉丁美洲不发达的理论解释长期在内源 / 外源，殖民的遗产 / 现代的失败之间摇摆。其中贯穿着对种族、宗教、制度、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思考，各种因素长期共存、错综复杂，对于它们的梳理和求索还将长期进行下去。

　　最后，请不要忘记，拉丁美洲也是一个内部差异巨大的地区——多米尼加共和国和阿根廷的国情与历史是不同的，巴西和巴拿马也是不同的。各个国家在殖民地时期的人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状况都是不同的，走过的资源出口和工业化道路也是不一样的。重视拉丁美洲的内部差异，不仅有助于更清晰地认识问题，也是一种对于不同文化和国民的必要尊重。

　　另外，美国也不是一个绝对特殊化的国家。在独立时，该国整体也是个农业国，它的南部也是奴隶制的种植园经济，它的联邦政府也经历了和其它美洲共和国一样的弱小时期，它也不是在独立后一朝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分特殊化和泛化一样，都是我们在分析问题时应该避免的一种先入为主的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