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唐宋变革论可以解释。

晚唐五代，是中国中世时期的道统崩溃后，中国政治伦理在近世浴火重生前的转型阵痛期。

唐朝的强盛被传颂得比较多，但唐朝的社会变革，和顶层改革，却被脸谱化、传奇化的唐玄宗一朝给掩盖了。所以，用以皇家血统为标准的朝代划分，看不清 289 年的唐朝，前中后期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政治气象。

五代十国的形成，说起来原因和藩镇割据有关。但藩镇割据背后更本质的，是中晚唐的道统崩溃，社会基础崩溃。锤烂中世道统的，一方面是作为道统解释群体的士族瓦解了。一方面是不认道统的职业军人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军头出现了。

唐末，地方上旧有的士族门阀，高门望族彻底衰败后，对道统观念的权威解释，基本上就不存在了。加上职业军人利益集团的形成，让军头横行，皇帝那就是个称号，谁拳头大是谁的。

士族的瓦解，不仅有黄巢及各方军头大规模劫掠屠杀的直接因素，还有更深层的社会因素。唐朝的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逐渐普及，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民间读书学习的成本，起码相对于竹简时期和纸贵时期，要低的多。

比如，竹简时期，庶民想要学富五车，起码得有间大房子，先能放得下五车的竹简吧？那玩意的单位字符存储空间成本，不是一般大啊。那个时候，竹子，刀笔，毛笔，都不是便宜物件，甚至字符都还很复杂，平民学习和识字是真难。私人藏书成本和文具造价成本，都太高。所以那个时期，征辟制很合适宜。因为但凡在地方上能有点才名的，至少已经过了读书这一基础关了。

比如，纸贵时期，西晋生产力最发达的京师，洛阳城，士人们争相传抄左思的作品《三都赋》，以至于纸张生产一时供不应求...这种需求就影响了供给和价格，可见当时虽然上层用得起纸张，但这也是贵族专属。东晋时，纸张普及度已经高很多了，但王羲之给谢安送礼物，仍然是 9 万张纸。王献之学写个“大”字，他妈还要唠叨一句“吾儿废纸三千”...这个时期，士族门阀已经形成，它们是所以是士族大地主，因为垄断的不只是土地，还有“士”，即知识。南梁元帝焚书即造成书籍劫难，可见，当时的民间传媒技术水平是受限的。这个时期，即使提前出现科举制，意义也不大。因为知识被各个地方上的高门大姓所垄断，你就是搞考试选拔，最后可能金榜题名的，可能仍然是清一色的清河崔氏张氏，弘农杨氏等等，这种从汉朝一直持续到唐朝的士族家族。一千年了，全中国来来回回，起起落落，就这么几十个家族掌握着国家影响力。

所以，唐朝之所以能形成并发展科举制，根本原因是，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普及，打破了士族对知识的高成本垄断，推动了庶民学习成本的解放。这是一次传媒技术革命。唐朝大力推动科举制度，恰恰是为了顺应这种趋势，进一步制衡地方郡望。地方的士族大地主逐渐没落了，无法垄断知识，也就无法垄断对道统和政治伦理的解释权...

与政治生态剧变一起发生的，还有兵制的变化。募兵制取代征兵制，士兵以当兵为职业，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但军阀不同于门阀的，是他们都是粗人，更不认那些道统的玩意儿。比如朱温要是认，也不会干脏活儿了。结果，无论是唐朝不太听话的藩镇，还是五代的所谓皇帝，都是军头政治。而之所以军头能称帝，恰恰是因为中世社会固有的道统观念，已然崩塌：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

道统崩塌，军头称帝，是什么样？如下...

唐末五代十国，兄弟之间的皇位继承或夺取有：

唐末：李儇→李晔
后梁：朱友珪→朱友贞
南吴：杨渥→杨渭→杨溥
吴越：钱弘佐→钱弘倧→钱弘俶
南汉：刘隐→刘岩；刘玢→刘晟
北汉：刘继恩→刘继元
闽国：王潮→王审知；王延翰→王延钧
荆南：高保融→高保勖
马楚：马希声→马希范→马希广→马希萼

叔侄之间的皇位继承或夺取有：

唐：李瀍→李忱（叔）
后晋：石敬瑭→石重贵（侄）
后汉丶北汉：刘承癗→刘崇
后周：郭威→柴荣（侄）
闽国：王昶→王㬢（叔）
荆南：高保勖→高继冲（侄）

不算走马灯似的改朝换代，连这种非父死子继的不正常权力继承，都高达 21 次...

五代十国的 54 年间，中原相继出现 5 个朝代，中原之外出现 10 个国家政权。

5 个朝代的 13 个皇帝，和 10 个割据政权的 57 个国君（皇帝或国王），一共 70 个君主...

平均每年 1.3 个君主。其中，单个政权中，后汉 4 年的时间出现了 2.5 个皇帝...

其实把创业期的北宋也算进去，到宋太宗时期，抛开半年多的小皇帝，后周、北宋，2 朝 4 代皇帝，郭威、柴荣、赵匡胤、赵光义，3 姓 4 家...

我们看宋朝开国历史，觉得开国皇帝在皇族血脉上居然是个单蹦，第二代皇帝就开始跑偏，挺奇特的...实际放在五代十国的传统里，这真的不算啥。

五代十国的所有太子：南唐元宗李璟、南唐李弘冀、南唐后主李煜、前蜀王宗懿、前蜀王宗衍、后蜀后主孟昶

从公元 901 年，唐昭宗长子李裕被废太子，到公元 995 年，宋太宗的儿子赵恒被立为太子，期间 96 年，将近 100 年的时间，别看皇帝 70 多个，却满打满算才 6 个太子，根本没有正儿八经立过。

说白了，只有南京的南唐政权，和巴蜀政权，这两个在唐朝号称“扬一益二”的富裕地区的政权，还愿意立太子。这里因为富裕，所以士族力量还相对强大，道统思想相对浓厚，连皇帝都附庸风雅，文采斐然。这两个地区更像是富庶的士族力量在组织政权，于碎片化的乱世里进行自保，抵抗当时遍地的军头和兵痞，所以权力继承仍然制度化，比较稳定一些。其他的五代八国，一概不立太子。为什么？立了没有用，龙椅屁股都坐不热就会垮。像柴荣把皇位传给了七岁的小儿子，才半年就让“军头”赵匡胤给夺了。

五代十国，不仅政权更替飞速，而且同一政权内，纵使是兄终弟及，也罕有正常继位。政变次数，恐怕比君主数量还多。而且，每次政变，都伴随着烧杀抢掠。别看顶着皇帝的名头，实际就是军阀政治下的现象。所以，五代和北宋初期，像赵光义这种作为皇帝弟弟，任开封府尹加亲王爵，一般就是实际中的储君地位。这就是因为弟弟要比儿子年长得多，把京师的中下层军头混熟了，才有可能压得住军人接班，家族的地位才能稳。这等于是军头政治的实际秩序是，大当家死了二当家上，而不是大当家的儿子上。大当家能把年长的亲弟弟培养成二当家就算是家族的成功和保全了。不是皇帝不想立太子，皇帝就是个军头，军头这玩意是靠拳头的没法继承。在早期，中唐不听话的河朔藩镇，很多造反的藩镇节度使甚至是被士兵们赶鸭子上架，临时推出来的老大，最后又被士兵们给做了...就是因为他们当了军头，却听唐廷中央的话，而不是去满足这帮职业军人利益集团的需求...职业军人，在上个世纪也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并横行了几十年，有他们在，不会太平。还别说，被南方新军士兵赶鸭子上架，临时推出的黎元洪，和唐朝早期的藩镇现象还真是神似...

五代那个时候，亲儿子年纪小是不顶用的，或者年纪大，但压不住中下层军官，继位反而风险很大。因此，五代时期，兄弟接班，养子成风，实际多数都是一人一代之政权，二代开始就稳不住了，折腾一番，三代就该完蛋了。

因为士族瓦解，职业军人利益集团横行，道统崩溃，皇帝这招牌不值钱了，所以军头索性就都叫皇帝了...可太子...你是我大哥，我认你当皇帝，你儿子个乳臭未干的小屁孩，凭什么管我？不行，让小屁孩下来，大哥死了让二哥上去！用黑社会那套比拼拳头的大老粗的观念一代入，立马就什么都理顺了。所以，皇帝能让自己弟弟混上帮派老二的位置，家族就算是稳的了，不然，身死家灭，满门遭殃...

如果不是唐朝前期，祖上几位太过辉煌，功德彪炳，李家正朔深入人心，历史影响力太大，怕是唐廷在那军头越来越多的大趋势下，根本熬不到晚唐...太讨猫乱了...其实从唐玄宗募兵制改革后，征兵制下为国家尽每个成年人义务，短暂服役的流水兵状态就被打破了。募兵制下越来越多是常年混迹在军队中的兵油子，是职业军人。这些兵油子又靠军人之间的部属关系托起了一个个中高层军头，军头为了长期利益又推出了军阀。唐玄宗只顾搞募兵制改革了，但对募兵制带来的副作用之大完全没预料到。安史之乱开始，其实就是军头政治的火苗初现，军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军阀坐拥庞大的职业军人集团为政治基础，开始挑战朝廷。但军队毕竟没有牢固的社会基础，他们的利益是靠战争掠夺瓜分，所以当治理能力更高的朝廷遏制住军头的趋势，老大安禄山没法给兄弟们带来利益和安全，就被儿子安庆绪杀换人。安庆绪也不行，就又被军头老二史思明杀掉，他不行也被自己儿子杀。军人集团起初也想建立新的道统，建立自己的政权。但他们发现，他们想尽量兼顾皇帝制下的政治秩序，也想搞父死子继，但他们这个军人群体的利益方向，实在是与这些正常的政治秩序的方向不一致。还是让当下拳头最大的军头当大哥，走山寨大当家二当家的形式最合适。父死子继，只会让他们这些军阀政治生态中的既得利益者更混乱更危险。到最后，唐朝廷代表的牢固的社会基础，和擅于治理得文官系统认定的道统与法统，与新兴的职业军人利益集团的对抗博弈。这是文人秩序与军人秩序的长期历史博弈，是道统与拳头的博弈。中晚唐时期，由于皇族为了抑制武人，必须更依仗文官。文人的地位也开始明显提高，文官党争越来越频繁，越发具有宋明文官集团的典型特征，皇族、文人、军人，三方之间形成了三角制衡。职业军人集团在安史之乱走到最后，算是明白了，治理天下他们不行，所以转过来又认了唐朝的道统，却在河北三镇高度自治，不允许朝廷动摇该集团的根本利益。中晚唐，实际是文人集团与军人集团的弱平衡状态。

但黄巢之乱后，唐朝朝廷控制范围彻底萎缩，根基被毁，维系这个朝廷对军阀来说已经是不值得付出的成本，军阀就开始打破这个弱平衡，夺过法统。但不得人心，靠比拳头夺来法统，也会被人用拳头夺去法统，这就是五代十国乱世了。这个时期，平衡被打破，碎片化的乱世让文人很无奈，沦为了军人的打工仔。残唐之时，士族郡望还有一些力量，即使到了五代前中期在各国也都有人出任宰相高官，但实际上只是为军阀打工，根本没有什么忠诚意识。所以五代十国换政权，换个朝代换个皇帝，文官就换个老板，相比其他历史时期，文官躺得很平，谁当皇帝就给谁打工，看得很开。五代之乱，是军阀之乱，对地方士族破坏加速。五代的士族是一代不如一代，到了宋朝，基本上士族就彻底瓦解了。这才有宋朝靠科举全面从寒门中取士的历史条件。五代是士族文人死撑了整个中晚唐，到最后撑不住，向军人力量妥协，士族谢幕前的最后演出。之后就是庶族文人崛起，逐渐抑制军人集团的时代。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不杀功臣，千古贤君风范...那是也杀不了啊。自己就是大军头，代表职业军人利益集团。你就算是用冤假错案，对中层军头进行政治牵连打击，底下那批兵痞兵油子也不认这卯啊...蒋先生你弄我大 B 哥，我陈浩南、山鸡等人就是不愿意，管你什么理由....政治手段只是在道统稳固的时期才显得师出有名一些。没有道统，大家比拳头，靠硬实力，靠软实力玩舆论包袱没有多强杀伤力。所以，赵匡胤花大价钱，与这些中层军头共富贵，共天下，靠着自己作为活着的大哥，跟弟兄们说话还管点事，跟兄弟有一说一，把利益就地分了，解决了中层军头的威胁，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本来，赵光义接了赵匡胤的班，很可能是按照赵家兄弟间的金匮之盟约定好的，才能上位。他接班后，二赵的小弟，赵廷美又接了开封府尹，实际上很可能按照金匮之盟密约，是三兄弟轮流当皇帝，然后再传回赵匡胤的儿子。可赵光义能甘心吗？他好得也干了 20 多年，就逐步通过政治斗争，把小弟赵廷美和赵匡胤的儿子，都给逼死...最终如愿让自己儿子被立为太子，接了皇位。可北宋前几个皇帝接老爸班时，个个都胆战心惊。如果没有成功转型为疯狂打压军人和将领的士大夫治国模式，可能北宋父死子继正常接班也会是问题...

不过，赵光义尽管看起来窝窝囊囊，但他是实际上终结五代乱象的皇帝。包括坚持近运河为都，大批启用文人，明修典章，重塑道统文脉，抑制武将，实行强干弱枝的基本国策，以科举选拔制度为依托的，广泛吸收庶族，重建新兴的士大夫阶层，甚至是恢复正常的父死子继制度...尽管，这里边很多都有副作用，一直影响着北宋的国运，但起码，他也给近世社会定了个方向，为长期的有限分裂和大一统进行了探索。宋朝遏制军头政治，其实也是不得已走极端，一是塑造文臣与武将的鄙视链，让武将的官阶级别和荣誉感，以及仕途空空间，在文臣面前被践踏。这是让没有数百年地方士族高门背景的寒门文人做流水宰相，给文人极为通常的利益共享渠道，用文官系统去打压武官系统。二是宁可造成冗兵，拖累财政，也要把绝大部分军队都集中到京师便于掌控，形成了近乎极端的强干弱枝。所以唐朝三五万禁军，到了《水浒传》中，就成了八十万禁军...而且武将再有军事才能，都要受控于进士出身的天子门生，文人士大夫。这些牺牲了效率，让宋朝在版图上无法伸张，但却重塑了崩坏的道统，压制住了唐朝募兵制改革之后，军头政治的难题。

从魏晋南北朝的士族门阀，到隋的八柱国集团，唐的五姓七望...那个纸贵时期，是先存在全国各个地方具有巨大地区影响力的地方大族，在地方大族的认可下，才有了能够安抚地方大族，并展开积极央地合作的帝国中央。但唐五代，是中世政治的社会基础瓦解的过程，并在五代彻底崩溃。旧的秩序结束，新的秩序还没看到影子，乱象自然严重。

唐朝处在高门大姓的转衰期，所以一会儿整个的《氏族志》，一会儿出个《姓氏录》，把一些高门大姓，变着法的往下降，进行民望打击。到宋朝，整出个《百家姓》后，后边朝代就再不动作了。原因很简单，没必要了。士族门阀时期，高门大姓，可以繁荣千年不倒。科举制下，权贵缙绅三五代就换一茬，隔几十年，姓氏实力排序就全变了，没必要再频繁整了。因为士族力量瓦解了，军头也被新兴庶族士大夫制约住了，所以从宋朝开始直到清朝灭亡，帝制结束，只有国能灭国，农民起义能灭国，而不再存在权臣或军头篡国的现象。清末的袁世凯属于另一个大变局阶段的产物了。

宋朝，一直都在全力摸索，如何克制乱局诱因，和重建新的，符合近世社会基础的，被广泛认可的道统伦理。所以，从周敦颐到二程，到朱熹，理学发展起来了。一套更保守，更禁锢性的儒家思想发展起来了。女人要裹小脚，要舍命保贞操...上个世纪扣到孔子和秦始皇头上的封建屎盆子，大部分是这个时期出现的...（秦始皇哭诉：老子后半生致力于反封建制度和反封建复辟，怎么就成中国封建鼻祖了...马克思：我也没想到，其实我解释过的...）高门大姓的贵族不再，那个时代必然要找到世家大地主庄园经济瓦解后，更符合小农经济的政治伦理解释。存天理，灭人欲，尽管宋朝的理学，看起来有些冷酷，但他却真很适合后来的超长大一统社会。在执法系统不发达的古代，每个人都在思想道德上，禁锢自己，社会确实能相对少些掠夺时的残酷...让闲言碎语对那些肆无忌惮的北宋兵痞，形成一种源自童年的道德禁锢咒，条件反射，他们好得会比五代十国时的兵痞收敛得多吧。你和宋朝人谈女权，说女孩子可以穿露腿裙，那结果不会是什么女性的个性得到解放，而是奸杀案件的大规模上升，而且那年代地广人稀，工具落后，还没个摄像头，可能大多是无头案...

当唐五代乱局下，诛行不再切合实际，宋朝的诛心，确实是一种更好的方式...然而，随着 20 世纪和 21 世纪信息化传媒革命狂潮逐渐到来时，信息获取成本越来越小，纷繁难辨的信息不断下沉时，也许新的政治伦理正在酝酿。昨日齐声称赞的英雄，明日就会成为被扒皮唾骂的狗熊，昨日人人信任的权威，明日就会成为被批判讽刺的神棍...无论现实证据和形势多么明白，欧美甚至港台的那些对中国大陆怀有敌意的人，各种同温层，就是死抱错理，油盐不进，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我们无法评价这到底是好还是坏，但我觉得，这只是 21 世纪传媒技术革命下，世界性的各国社会基础剧变的开胃菜而已。民粹主义席卷全球，我们能撑多久？这种变局下，意识形态的怪物，一旦放出来，开始可以咬人，但反噬时，咬自己也是毫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