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早在 1941 年，王力就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中提过，
他认为 “猪”和“豕”属于同义的两字竞争，最终甲字战胜 了乙字的情况。
“‘狗’和‘犬’，‘猪’和‘豕’大约起于方言的不同。有人说‘猪’是小豕，‘狗’是小犬，恐怕是强为分别。”
后来的学者，比如骆晓平、刘周全对“豕”“猪”的历时演变进行了讨论。
王彤伟对“豕”“彘”“猪”三者的递嬗演变进行了研究，游修龄对“豕”“豚”“彘”“猪”的语义进行了比较。张显成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出土文献上的补充分析。
据王彤伟所说，《周易》《尚书》《诗》《论语》《仪礼》《周礼》等文献中，只有“豕”，没有“彘、猪”。
“猪”的用例只有《左传》1 见，《荀子》3 见，语义上指家猪。
“猪”在《史记》《淮南子》中都不见使用， 但在训诂材料中可以见到。如：
《诗经·小雅·渐渐之石》：“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传：“豕，猪也。”
扬雄《方言》卷八：“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
刘熙《释名·释饮食》：“脍，细切猪羊马肉，使加脍也。”
由此看来，当时的口语中“猪”可能已经占据优势，不过书面语中“豕”还占据强势地位。
颜师古注《汉书》“人彘”时所言“凡言彘者，皆豕之别名”。
东汉开始，书面语中的“猪”逐渐多起来。
三国时代，“猪”已经成为“家猪”语义范畴的基本范畴词。
在《三国志》中，“彘、豕”各只有 1 例，而“猪”有 5 见。
到南朝宋人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已经只有“猪”而不见“豕、彘”了。
从《大藏经》来看，东汉、三国的译经中“豕”只有 6 例，“彘” 也只有 1 例，而“猪”不少于 28 例。
以上统计，我们对比出土文献，大致可以相互印证，
传世文献中“猪”类词共出现 228 例，其中“豕”102 例，分布在 11 种文献中，“彘”84 例，分布在 8 种文献中，“猪”42 例，分布在 5 种文献中。
关于豕、彘、猪三者语义是否存在差别，历来存在争议。
《说文·豕部》:
“豕，彘也。竭其尾，故谓之豕。象毛足而后有尾。”
“猪，豕而三毛丛 居者。”
《说文·彑部》: “彘，豕也。后蹏废谓之彘。”
在《说文》中，“豕”“彘”可以互训，意义相同，而“猪”特指一个毛孔生三根毛的猪，意义与前两者有细微差别。《尔雅·释兽》: “豕子，猪。”又《尔雅·释畜》“彘五尺为豟。”
辞书解释中对“豕”“彘”“猪”的区别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均未找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撑，因此一直未有定论。
对于汉语常用词的演变类型，汪维辉《东汉 - 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中提过一类：“一组同义词内部的此消彼长”。
“一组同义词，最初在意义和用法上有一定的差别，但产生时间没有明显的先后差异，在以后的发展中，其中一个逐渐占据优势，其他几个则基本被淘汰出口语，这就是同义词的此消被长。”
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指出:
古汉语中的等义词，或者是不同层次语言的积累，或者是不同方言中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称呼。
这一观点用来解释本问题应当是合理的。
我们再次回到扬雄的《方言》：
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貕，吴扬之间谓之猪子。
这段话表明，在西汉晚期，“猪”已成为通语， 在口语中通行，而“豕”“彘”则来源于方言，这也证实了“豕”“彘”“猪”的层次性。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我国将猪作为家畜饲养的历史很长，因此猪作为家畜的概念在语言中也应该早已有之。
考古发现证实，在公元前四五千年左右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及桐乡罗家角遗址中已发现家猪骨骸。
据张仲葛《中国养猪史初探》一文，我国早在六七千年前，已出现原始养猪业。
而最早出现“豕”“彘”二字的甲骨文，距今也仅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比出现养猪业的时间晚得多。
因此，“家畜猪”的概念在方言、共同语、口语、书面语中都广泛存在并具有较高的使用频率，出现“豕”“彘”“猪”并存的局面就不足为奇了。
“豕”“彘”“猪”三词竞争的实质，是同义的方言词和共同语争夺汉语中“家畜猪”这一概念的 表达形式。
这几个词经过一段较长时期的此消彼长之后，“猪”最终成为“家畜猪”这一概念的唯一表达形式。
汪维辉:《东汉 - 隋汉语常用词演变研究》一书又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汉语常用词在历史上的新旧更替，就是方言词跟方言词或方言词跟通语词之间此消彼长的结果。
“豕”、“彘”、“猪” 的演变，就是典型的方言词与通语的竞争的过程。
结合王彤伟的传世文献统计和张显成的出土文献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猪”在战国曾与“豕”“彘”并用过一段时间，秦以后消失。从《吕氏春秋》开始 至《史记》都未发现“猪”的用例。到东汉“猪”又突然大量出现在文献中，并且很快代替“豕”“彘”成为汉语中表示“家畜猪”。
对此，张显成给出答案，
从简帛中“猪”的用例来看，这个词在文献中刚开始出现时，在使用范围、语义上就与“豕”、“彘”并无差别。
但“猪”在文献中出现稍晚，主要是由于它是一个口语词，但在当时的语言中，“猪”的使用当不在少数。
《里耶秦简》第 8 层第 461 号简中有这样一句话:
毋敢曰猪曰彘
这句话是秦代的官员为避免在公务往来中使用不符合当时语言文字规定的词而做的记录。
可以看出，战国末期表“家畜猪”这一概念的词已经有三个，“豕”“彘”“猪”这三个词在书面语中都可用。
当时秦统一后，亟需规范文书用词，故颁布了相应的语言文字规定。
木方的抄写者作为秦治下的一名官员，在日常语言中估计也是“豕”“彘”“猪”均有使用，为了提醒自己记住“彘”“猪”不能换用，所以制作了木方。
有研究表明，历代规范 语言时，多以京都周围的方言为规范，这种方言被称为“权威方言”。
当时秦地的方言称猪为“彘”， 因而将其作为规范用字符合情理。
而“猪”是一个 口语词，在书面中使用的时间较短，因此规范时明确指出不能用“猪”字。
至于“豕”，由于“豕”指 “家畜猪”这一概念的历史最长，且也属于书面用语，故未被明确禁止使用，所以在此后的文献中仍能见到“豕”的用例。
但在同一文献中，“豕”的用例都少于“彘”，这估计也是由于当时语言政策的 推广，人为扩大了“彘”的影响力。
这种政策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西汉，使文献中很难看到“猪”的身影。
在口语中，“猪”仍在继续使用， 所以扬雄以“猪”为通语。
直至东汉时期，秦时语言政策的影响已基本消失，而作为通语的“猪”迅速发展，由于“彘”是方言词，“豕”的搭配能力较弱等问题，“猪”很快便取代了“豕”“彘”，在书面语中也占绝对优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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