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那是一个，畸形与荒诞交织的时代。

这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出自现代美学家宗白华）。

360 余年、90 余个政权轮番登场，平均 4 年 1 个政权。出生仅数月的女婴可以登上帝位；“何不食肉糜”的白痴太子可以承继大统；天下毫无意外的战火不断、十室九空，可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出自曹操《蒿里行》）。

这也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出自现代美学家宗白华）。

王羲之挥毫泼墨写就《兰亭集序》；陶渊明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曹植遇见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嵇康浩然不屈“《广陵散》于今绝矣！”；花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而那两军阵前，且听一首《兰陵王入阵曲》（分别出自陶渊明《饮酒·其五》、曹植《洛神赋》、《晋书·嵇康传》、《木兰诗》）。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自曹丕代汉（公元 220 年）为始，至隋文帝统一全国（公元 589 年）为止。

这个畸形而荒诞的时代究竟如何诞生又如何影响了整个中国？

有时真相，远不止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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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第一重真相- 群众视角 -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曹丕代汉，司马氏又顶替曹氏。汉末叱咤风云的魏蜀吴三国，最后被晋武帝司马炎所终结。由此开启了西晋的太康时代。

战争虽然耗费了部分国力，但是规模最大的灭蜀、灭吴之战，均发生在“边陲之地”，且在 2 个月内速战速决。

换言之，从曹魏政权建立的 220 年，到司马炎统一全国的 280 年，中原地区几乎承平了 60 年，一片繁荣富庶。

蜀汉后主刘禅，战败被俘虏至中原，在司马朝廷殷实家底的优待下，竟然乐不思蜀，一直活到 65 岁寿终正寝。

在百姓眼中晋朝的统一，应该是太平盛世的开始。晋武帝司马炎也如此想，连曹操、刘备都没能征服的天下，尽数落入自己手中。他开始尽情享受，后宫佳丽成千上万、难以抉择，他便坐羊车出巡，任羊选择美人以寻欢作乐。

他治下的官员也拼命挥霍，譬如王恺和石崇。一次晋武帝赐给王恺，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王恺正向众官员炫耀之时，石崇突然将珊瑚砸碎。王恺气急败坏，石崇却不以为意的让随从从家中搬来十几株珊瑚供王恺挑选，其中不乏高三四尺的大珊瑚（三尺约为 1 米）。

权贵之间炫富、斗富，卖官鬻爵的钱，又入了权贵的腰包。一篇《钱神论》横空出世，直言时人奉钱为神。

而民间又是另外一片光景。汉末三国时期的动荡，让豪门大族趁机占有了大量的土地，大量的人口被迫沦为“农奴”，在地主手下讨生活。冬季的寒风一年比一年猛烈，庄稼也越来越难收获。

此外，战争所带来的壮丁损耗，让女性及其家族承担了养育后代的主要责任。没有浓厚的父系血缘观念，姓氏不必代代相传、可以随意变换。曹魏名将张辽原本姓“聂”，因躲避仇家而改姓。孔融偶然结识一人，认为其姓氏不好，这人随即改姓。（上文观点目前尚存在争议，有学者将此看作战国至秦汉淡薄的血缘意识在汉末的延续，本文采用张昕莹、张淑一的《魏晋改姓刍议》中由战争动荡导致的改姓观点）

在社会秩序的崩坏当中，个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譬如阮籍、嵇康等七人组成的竹林七贤，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蔑视世俗、利欲，身非富贵却追求心灵上的自由。其中的刘伶常常纵情饮酒，赤身裸体的在屋中大醉，有人看到后讥笑他没有礼数，刘伶却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kūn）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裈为有裤裆的裤子）

然而，没有一种觉醒是不痛苦的。因拒绝入仕，得罪司马朝廷，嵇康被杀害、阮籍与刘伶装疯避世。阮籍驾车行至穷途竟放声痛哭，嵇康于临刑前再抚一曲《广陵散》，留下最后的不屈与风骨。他们犹如闪亮的流星，划破无边黑暗，成为耀眼的光，引无数人追随与向往。

不过，这还不是魏晋南北朝的至暗时刻。晋武帝司马炎即便荒淫，尚且能够统一全国，他的太子司马衷却如同白痴。一次太子听见别人议论，天下荒乱、百姓饿死，他却接道：“何不食肉糜（肉粥）？”如此昏庸之人，只因其为皇后之子就登上帝位。司马衷已被封王的叔伯兄弟们，无不对此眼红，朝廷毫无意外的人心浮动。

一场持续 16 年，8 位西晋皇族主要参与、争夺中央政权的暴乱就此引发，史称八王之乱。朝廷逐渐无法掌控全国。而中原颓废堕落之际，北方草原诸族还顶着寒风、过着苦日子，他们对于中原的富庶一直虎视眈眈。等到八王之乱，中原自伤元气之时，他们终于抽出腰间的马刀，踏上逐鹿中原的征程。

以匈奴、鲜卑、羯[jié]、羌、氐[dī]五个族群为首的塞外游牧民族，大举进入中原北方。公元 304 年左右，刘渊继承匈奴大单于汗位，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而后其政权的将士，连续攻破洛阳、长安，锦绣都城沦为一片焦土。这一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主要有：一夏、一成、二赵、三秦、四燕、五凉，合称“十六国”。

匈奴后裔赫连勃勃为大夏的开国皇帝，他一心崇尚武力，命人建造锋利弓箭和铠甲之后，每次都以弓箭射击铠甲。铠甲败，则杀造铠甲工匠，弓箭败，则杀造弓箭工匠。他还发动工匠筑造坚城，如果铁锥能插入城墙一寸，则杀工匠并筑入墙中，这便是著名的统万城。

羯族人石勒，后赵的开国皇帝。开局为奴隶之身，但是乱世给了他改写命运的机会。他不断打仗立功，从平民到将军再到权臣，最后他几乎统一了中国北方，顺利称帝、病逝而终。

石虎，他的叔叔石勒，将其重用为王。他则为了皇帝宝座，灭了石勒满门。他的暴行包括但不限于：为了男宠而除掉结发妻子、“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运土筑华林苑······死者数万人”······在石虎治下，不堪暴政的上吊自杀者树树相望。

石邃，石虎的亲生儿子。他将被自己奸淫的尼姑杀死，与牛羊肉一起烹饪，并和属下一起品尝，打赌哪块是牛羊肉、哪块是人肉。他的结局是意欲弑父夺权，而被父亲石虎反杀。

后赵石氏与赫连勃勃的酷虐，不过是“五胡乱华”的冰山一角。《晋书》记录了当时的惨状，“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

为了躲避战乱纷争，中原汉族如潮水般南下寻找安身立命的净土，史称永嘉南渡。

西晋朝廷渡过长江，建立东晋政权。此时同宗同族的人们抱团取暖，社会强调血统与身份，家族传承形成书面谱系。期盼克复中原的有志之士，听见鸡鸣便开始习武练剑，是为“闻鸡起舞”。东晋政府招募这些流民与寒人戍边，命名为“北府兵”。

当东晋与前秦政权南北对峙，意欲征服天下的前秦几乎已经统一中国北方，却被北府兵一仗打得四分五裂。

率领大军南下的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因战败而出现幻视与幻听，一有风吹草动便心惊胆寒，衍生出成语“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战争结束后国家一蹶不振，他本人亦被叛将所杀。

然而，狼与狼之间无论如何撕咬，对于羊的态度都是一致的。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朝更迭，合称为南朝。它们拥有基本相同的疆域，基本相同的士族政治体制，以及同样残害百姓的无道君主。

譬如南朝宋第六任君主刘子业，擅长荒淫无度。他命令宫女赤裸身体相互追逐，命令手下在他叔叔面前，强奸他叔叔的生母。刘子业还杀死姑父、逼奸姑姑，还与自己的亲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乱伦，并送给姐姐 30 位“男宠”。

反观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所合称的北朝，其君主的残忍程度，比之南朝也不遑多让。

北齐第一任君主高洋，兴趣爱好是人体艺术。他肢解了自己宠爱的歌姬，用其腿骨制成琵琶，自弹自唱道：“佳人难再得”。

北齐第五任君主高纬，也继承了这种爱好。一次他命令属下将活人放入，装有 2-3 升蝎子的浴盆中供他欣赏。

在这个世道，恶人未必有恶报，好人未必有好报。当生死祸福身不由己，时人只能以“玄学”解释一切，并崇尚及时享乐。宣扬今生受苦、来世享福的佛教，也趁虚而入，成为当时的精神寄托之一。正如《金刚经》中所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

南北朝统治者则将佛教，引以为维稳工具。鲜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权，最先以皇家之力，营建五座大佛石窟。大佛以北魏帝王形象雕成，供世人膜拜，这便是“云冈石窟”的缘起。

他们还在敦煌扩建莫高窟，留下了九色鹿的壁画。青州佛造像也起于北魏时期。

南朝的梁武帝更是三次舍身侍佛。在帝王的带头作用下，佛寺庙宇遍布全国。正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纵观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掌权者从来以自我为中心，让世界为其翩翩起舞，而百姓从来都是被愚弄的牺牲品。人可以作为玩物，人可以摆上餐桌。当社会约束被彻底解除，世间说到底，不过是权贵们的游乐场。

这似乎便是一切的真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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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第二重真相- 历史学家视角 -

然而历史学家们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在重读魏晋南北朝之时，敏锐的感知到时代大潮的背后有一股极为强大的力量在推动。这股力量名为“士族门阀”。

让我们回到故事开头的汉末、三国等时期。政权变换的动荡导致，皇室的权力被地方上的，豪强大族所蚕食。战乱之中，士族们纷纷建起“坞壁”，兼并土地、屯兵（民）自保，如同西方中世纪的贵族古堡。

经历数代的演变，他们壮大为一个世袭的士族门阀阶层。皇族也不过是登基的门阀，如汉（刘氏）魏（曹氏）之间的权力转移，魏（曹氏）晋（司马氏）之间权力转移，都是直接禅让。一个没有经过战火的政府，未能摧毁旧有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统治阶层仍然是过去的那批高官显贵。这也意味着太康时代中原虽然富庶，但是这份富庶，并不完全掌握在晋武帝司马炎手中。

从人口计算，汉末时约为 5468 万，西晋太康时代约为 1616 万，竟然下降了 74.4%。对于承平约 60 年之久的中原而言，人口数量显然不应如此。那么，如此大量的人口，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沦为私家佃客。大量人口游离于国家编户之外，成为豪门大族的私家农奴。晋武帝司马炎看似平定天下，其实得到的只是“低质量的统一”。

犹记得王恺与石崇斗富中，王恺炫耀的珊瑚是司马炎赏赐的，但是石崇却轻易地砸碎并拿出了更珍贵的珊瑚。换言之，司马炎的财富可能还不如石崇。在继承曹魏的家底之后，司马氏作为胜利的门阀，本来有机会革除弊病。但是司马炎并没有选择去开创新的时代，而是以大封亲族的方式去维持门阀最大的特权——皇权。权利不可能均分，家族势必内讧，宗王之间争权夺利，八王之乱的惨剧就此注定。

与此同时，西晋汉族与异族的数量比，从西汉的 33:1 暴跌至 3.4:1。人口意味着军力，当少数民族不再弱势，战争一触即发。

八王之乱便是导火索。北方的少数民族趁此机会占据中原，中原汉族由此被迫永嘉南渡。此时风雨飘摇的皇权更是不得不与门阀合作，南逃的中原士族拥立司马氏后裔建立东晋政权，其中的王、庾、桓、谢四大家族把持朝政。

王氏家族的政治力量，与司马氏旗鼓相当，甚至隐隐有压倒之势，时人称之“王与马共天下”。这是皇权历史的一场“变态”，帝王们丧失了对于朝政的直接控制能力，而士族们拥有任官特权，东晋朝廷依据父系家谱判定官员的品阶，甚至发展出“谱学”，“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出自《晋书·卷四十五·刘毅传》）。

他们不仅垄断政治资源，也垄断优质的教育资源。东晋的名士如王羲之、王献之、谢安、谢玄、谢灵运、谢道韫，均出自“旧时王谢”，最终致使文化垄断。

他们还形成了一个“高贵”的生活圈子，士族只能与士族结婚，不与寒人接触，是为内婚制。于是高门出身的祝英台与寒门学子梁山伯的结合，惟有一死才能达成。“东床快婿”的故事中，东晋太傅郗[chī]鉴，到“琅琊王氏”择婿，最终选中了在东床坦腹大睡的王羲之，这便是门阀内婚的典型。如此，东晋阶级固化，王羲之安心地精进书法，挥毫泼墨写就《兰亭集序》，感叹俯仰一世之幻灭。

出身江南士族家庭的顾恺之，绘制“洛神赋图”，追寻曹植笔下的“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而陶渊明作为寒士，则经历“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磋磨以及“世与我而相违”的官场黑暗，他创作《桃花源记》只为塑造一个远离世俗的美好境界。在南方文化士族当政之时，北方则由军功贵族把持。每一位传奇人物，都带着厮杀过后的血腥味登场。

犹记得，匈奴后裔赫连勃勃武力开国；羯族人石勒以奴隶之身一路打仗立功、逆袭为君王；替父从军的花木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北齐皇族兰陵王在金墉城下痛击敌师、勇冠三军，时人创作《兰陵王入阵曲》，以传扬他的英姿。

综上，南北朝的政治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南朝的文化士族与北朝的军功贵族的竞争史。

那么这已经是全部的真相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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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第三重真相- 古气候学家视角 -

当然不是。在地理与古气候学家的指引下，我们即将看到魏晋南北朝的第三重真相。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故事的开头，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魏晋之初，在地主手下讨生活的农奴，面对一年比一年猛烈的寒风，越来越难收获粮食。是的，寒冷。

公元 220 年左右，曹操在铜雀台种下的橘树，只开花而不结果。公元 225 年，魏文帝曹丕十万士兵，准备从淮河入长江而攻吴，却因河道冻结被迫退兵，这是史书第一次记载淮河结冰。

古气候学家竺可桢证实，东汉中期的温度比现在高 1-2℃，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低 1-2℃。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一度，粮食产量便会比往年下降 10%。换言之，从东汉到魏晋的粮食产量下降约 30-40%。如此看来，太康时代的挥霍是黑暗来临前最后的狂欢。

犹记得白痴皇帝司马衷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缘由，是听见别人议论天下饥荒、百姓饿死。当百姓冻馁饥饿，那只有造反；当粮食不足以让所有人生存，那便要屠杀。八王之乱，实为必然。

寒冷还让中原的权贵精英“嗑药成瘾”。东汉名医张仲景的寒食散，因其御寒之功效而大为流行。包括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古代第一美男子”潘安、山水诗人谢灵运等等都曾服食过，甚至服食过量而致病、致死。

在中原饱受寒冷折磨的同时，北方诸族所受的痛苦可是只增不减。分隔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农牧交错带，在彻骨的寒潮影响下，整体南移了数百公里，塞外早已不适宜生存。

在寒风的鞭策之下，北方草原诸族不得不举起屠刀，杀进相对温暖的中原。

当今日的古气候学家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才惊觉，那是一场影响全球性的干冷气候。中亚游牧民族向西迁移、罗马帝国的崩溃、美国中西部霍普韦尔文化的衰落都与此息息相关。而凛冽的寒风也吹开了中国，一个持续 300 余年的乱世的帷幕。

寒冷，随着北方游牧民族，一同南下、步步紧逼。公元 334 年渤海连续三年冰封，冰面之厚足以承载大军行进。公元 452 年南京“雨冻杀牛马”。公元 481 年南京大雪积阴 80 余天，济南则频繁出现雾凇景观。

气候转冷直接导致黄河流域水稻种植渐趋萎缩，黄河中下游失去了一种高产作物，粮食大幅减产。数十个政权不得不为了仅有的生存资源，以中原为主要战场大打出手。611 次战争，年均 1.65 次，人口损失 70%以上，直接贡献出历代中国人生存寿命的最低谷。

前文中嗜血而残暴的后赵石氏家族、北齐高氏家族、南宋刘氏家族无不直面如此惨烈的竞争，即使亚军也是失败者，而失败者只有死路一条。

中原汉族不得不南下避祸，这便是永嘉南渡。一场前无古人的大迁徙席卷中国。北方各族迁入中原，中原士族迁入南方，南方蛮族融入华夏。南方各地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六朝烟水间金陵崛起，荆州、扬州、益州等亦如此。它们逐渐取代长安、洛阳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中华文化所占有的核心空间得到扩张。

尤其是金陵（又称建康，今南京）。秦汉时期此地尚无行政设置，而进入魏晋南北朝之后，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朝定都于此。中原汉人视之为文化正统所在，可谓“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出自谢朓《入朝曲》）。为了形容这一时期金陵的靡丽繁华，“六朝金粉”一词应运而生。

由北向南的地理迁移，使得各方文化之间碰撞与融合，造就出一个更为蓬勃的中华。首先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华。入居中原的鲜卑等胡人信仰、推崇佛教，最初隐含与儒、道相抗衡之意。其壁画、雕刻，直接仿效佛教的发源地印度。而后中原的匠人依据自身审美创作，佛像从高鼻深目的面容，演变为符合中原审美的秀骨清像。壁画中的飞天也逐渐本土化。

其次是草原文化融入中华。秦汉之时中国人还在席地而坐，而游牧民族的“马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传入，融入到中原的家具系统中，最终成为今天的椅子，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当时中原儒家的繁文缛节、礼教纲常，也被弱肉强食、崇尚实用的草原文化撕得粉碎，出现了相对自由的舆论氛围。譬如“学术”自由，刘义庆作《世说新语》，贾思勰作《齐民要术》，郦道元作《水经注》，祖冲之算出圆周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再“君子不齿”。

又如审美自由。中国古代四大美男中除了宋玉之外，潘安、卫玠与兰陵王三位皆出于魏晋南北朝，他们都以女子般的美貌而闻名。甚至卫玠因美若玉人，每次上街都必须奋力奔走才能摆脱围观的人群，如此竟导致他重病离世，时人谓之“看杀卫玠”。在时人眼里男人的阴柔之美以得到欣赏，花木兰等女子的阳刚之美也会得到赞扬。

其三是少数民族融入中华。魏晋南北朝之前，胡族从未拥有成为中华正统帝王的资格，而乱世烽烟则让他们登上逐鹿中原的舞台。大批胡族与汉人通婚，消弭了胡汉的界限。譬如出自鲜卑族的姓氏慕容、宇文、拓跋都融入中华血脉之中。

在此影响下，日后的白居易和元稹都是胡人出身，但是丝毫不影响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这份融合更孕育出了光辉灿烂的大唐帝国，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创空前之世局。”

至此，魏晋南北朝的故事已近尾声“黯淡了刀光剑影，荒芜了烽火边城”（出自歌曲《历史的天空》）。

三次回望、三次探寻，我们驱散了一些历史的迷雾，找到了一重又一重真相。但是那个时代的杀戮与佛性、融合与分裂、文明与堕落，似乎早已离我们远去，似乎一切流于虚无。

然而当我站在青州佛造像之前，我却发现我错了，它们真切地摆在我眼前，我深深被它们的美所震撼。

那个荒唐、痛苦到麻木的年月，为何可以雕凿出如此神情不染尘世的造像。穿越千载，依然可以让人感受到温暖与慈悲？

也许在那个黑暗的时代背后还有一重真相。

也许，身在极端的乱世之中，古人何尝看不透人生的本质。可是他们依然不放弃，追寻理想中的美好。那份美好也许是桃花源，也许是流觞曲水的兰亭集会，也许是与洛神相见，也许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也许是正义的九色鹿让恶人有恶报······

那些鲜活的面庞如风沙般消散，那些存在过的渴望与善良却真切的留在人间。不向苦难低头、不向庸俗屈膝，正如嵇康临刑前神色自若地奏响那一曲《广陵散》。当天边的金光再一次照耀着洞窟中的佛，夕阳勾勒出它丰盈的嘴唇、温柔的眼眸。而它，正拈花一笑。

本文创作团队

撰文：灵均

图片：潘晨霞

设计：刘志鹏

地图：陈志浩

审校：吴昕恬&黄太极&洪鹤&PB

封面摄影师：动脉影

【参考文献】

• [1] （日）川本芳昭著；余晓潮译. 讲谈社中国的历史 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1.
• [2] 陈寅恪著.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12.
• [3] 阎步克著. 波峰与波谷 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4.
• [4] 仇鹿鸣著.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修订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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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