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族的衰亡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理解，其一为制度的消失，其二肉体的消亡，其三为观念的消逝。
制度的消失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士族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土壤和根基。旧族逐渐衰亡解体走向没落，成为一段曾经辉煌的历史，新朝显贵、当世冠冕亦无昔日之政治经济社会条件以形成新出门户。士族这一贯穿中古的特殊阶级，最终成为了无源之水，在唐代商品经济流动更频繁、推出科举选官以取代九品中正、宗族解体乡里附属关系支解的情况下，士族赖以存在的制度的变更，导致了其衰亡。
后汉世家大族于东晋侨姓门阀乃至北朝著姓，支撑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在于大庄园经济以及依附于其的门客佃户部曲，并反过来依靠土地乡里的支配力创造经济实力、攫取政治资本。但至唐中叶时商品经济发展，土地兼并严重最终导致了均田制的崩溃，土地买卖限制宽松，北朝时聚族而居的大族逐渐独立分居分析家产，依托于其的客、户也不再有严格的人身附属关系，使士族的经济基础开始动摇。
又有科举制的因素。但唐士族子弟多以门荫入仕，以门荫入仕并非耻事，反而是足以炫耀的家资。同时山东旧族百年传承的世代儒学，即使是参加科举依然占据绝对优势。但相比九品中正，科举还是有利于寒庶的，毕竟进士科擢第者无论出身皆可受朝野礼遇，升迁也更迅速。可以说科举延缓了士族的衰亡，但又进一步促使了士族对皇权的依附和自身的解体。
肉体的消亡代表了居于权势位置、拥有广泛人望、庞大社会关系的家族支柱忽然被一扫而光，这种已经传承了数十乃至数百年的士族当轴人物的暴亡，可能会直接导致一个家族忽然的衰亡，因为肉体毁灭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自身的覆灭，而是家族的断层和社会关系的断裂，并往往会伴随着政治、经济利益的重新洗牌。虽然一个大家族难以所有成员都被同时杀光，但肉体的消亡却会造成家族意义上的士族灭亡。
江左侨姓覆灭于侯景之乱，南方士族崩溃于江陵之破，代北虏姓亡于河阴之变，中原郡姓冰融于黄巢起义，最终永沉于白马驿之祸。这些直接来自肉体的摧毁，以及伴随的局势剧烈变化，给予了士族沉重的打击。
观念的消逝则是最终让士族的时代终结于唐季。山东崔卢、京兆韦杜，远祖皆可追溯汉魏，近则盛于北魏、隋唐，十数代累积下来的家风优美、门第高雅，尽为世人所称颂。山东尤重婚娅，唐太宗修《氏族志》以贬抑山东旧族，然宰相魏征、李勣、房玄龄等人依然与山东旧族联姻。
（魏征、李勣还好，可房玄龄出自清河房氏，他本身就是山东旧族出身，不知为何要把他也算到这个范围里？）
其时冠冕皆以娶五姓女为荣，唐文宗欲嫁公主，还要感慨：【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然安史之乱后，藩镇纷争，士族谱系混乱，伪冒者众，连官方甚至自身都难以理清族望，攀附附会层出不穷，所谓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
至五代时，士庶浑同、曲叙昭穆司空见惯，即使真的旧族后裔也徒以门望自高，再非昔时之名流。最初世家大族于后汉崛起时，一个重要的因素的就是文化的师承是以弟子和家世相传，世家大族垄断了文化，无论是经学还是日后的玄学。文化教育水平的极度不平衡使得士族可以轻而易举的主导整个社会舆论，获得敬仰。纵然是士族业已走向没落的南朝，其知识文化水准也不是平民寒庶可比拟的，但这种敬仰终将随着社会平均知识水平的提高而丧失，除官学与私学在唐的兴盛，或有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由科技进步普及了文化的扩散。终至【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
当宦、婚两项对士族不再另眼相看时，意味着士族之观念在整个社会上最终消失的结果。旧时所自矜的门风礼法也随即扩散到了整个社会，无所优恃了。观念的消逝比肉体的消亡对士族的打击更沉重，也更致命。
最终宋与唐就是完全不同的社会了，唐朝显赫的崔卢李郑、韦杜裴柳杨累世显著，冠冕相继，至宋都默默无闻。宋朝是一个扁平化的社会，所推崇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至于中古时期的门第士庶，也已完全作古成为历史。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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