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国外流入中国的海量白银。
墙外的人看明朝，觉得这是一个富裕如天堂的地方，人人穿着绚丽的丝绸、住着金碧辉煌的屋子、饮着价值千金的佳茗，他们的统治者坐拥从全世界赚来的亿万白银；明朝人看自己：穷得恨不得连底裤都给卖了！
1638 年，一位西班牙的上将跟他们的国王说：
中国国王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1]
如果当时的中国皇帝崇祯知道外国人对他的这个评价，估计哭笑不得，别说用银条来建一座宫殿了，从崇祯即位一开始，就连兵饷都发不出了，搞得堂堂辽东巡抚毕自肃被哗变的宁、锦两镇士兵逼辱而死，辛亏当时万千宠爱在一身的袁崇焕到任之后要到了一些钱，才勉强把这场兵变消弭下去：
请速发关内外积欠七十四万金及太仆寺马价并扶赏四万金，以无误封疆，仍请敕饷司及各道悉听纠劾，以一事权。俱从之。[2]
可是即使局势已经糜烂到边军揭竿而起、封疆大吏自杀、袁崇焕亲自调解，此时的明朝也只能拆旧墙、补新墙，能凑一点是一点，其窘状真心是让人不忍猝读：
关内外向缺八九两月饷，昨取发帑及户部新解，仅可补完八月，而九月尚缺。从此陆续解去，不过补完九月。目今十月矣，转盼又是十一月，则关宁终欠两月之饷，是户部终日解银，关宁终日缺饷也。[3]
明朝有钱吗？
有钱，又没钱。
有钱是因为按照国外资料的显示，从明朝末年开始，借助“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国人凭借瓷器、茶叶、丝绸等等赚取了大量外汇。
没钱是因为年年内忧外患，大明王朝又没有其它增加税收的手段，因此大明末代皇帝崇祯从一上台就面临着手里拿着窝窝头、碗里没有一滴油的局面。应当说，从万历三大征彻底败完了张居正留下的大把银子之后，大明王朝就基本再没有富裕过，崇祯算是击鼓传花最后一个，那个倒霉蛋。
从 16 世纪开始，每年由美洲运往菲律宾的白银平均为两三百万西元（比索，一比索约为 0.73 两白银），而其中绝大多数流向了中国。也就是说每年美洲的白银净流入约为 150 万两，这仅仅西班牙从美洲波托西银矿运进来的白银，还不包括日本银矿等地。按梁方仲估计：
在明朝灭亡前的 72 年间，海外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
而对于每一年的流入量，各个学者看法不同：
全汉昇 50 吨；
艾维四 57-86 吨；
弗林 125 吨。
即使只按全汉昇最保守的估计，每年 50 吨白银也是相当可观的数量。
这些数据的推算都是根据外国，特别是马尼拉港口的贸易数据、马尼拉官员的上书等得出，于他们而言，这是国之大事，关乎存亡。
而对于明朝呢？海外贸易的税收从始至终都不是大明王朝关心的对象。我们看看大明王朝最大的海外贸易港口之一漳州海澄从隆庆开关之后的税收数据[4]:
可见，从隆庆开关之后，一直到万历中期，虽然税收一直节节攀升，但是几万两白银对于大明王朝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如果不是凭借海外的记录，特别是对于马尼拉大帆船贸易的记录，仅仅凭借明朝海关的数据，后世的历史学家是难以解释为何一直以来缺银的大明王朝开始了白银货币化的征程。
这些白银有多重要？它开启了近代历史上财政制度大变革，“形成了近代以至现代田赋制度上的主要结构”、“是现代田赋制度的开始”。[5]
“大量外国白银的注入令工商业在明朝最后的百年中取得大发展，其中，拥有海外市场之利的沿海地区尤为得益。货币经济的扩张、农村产业的发展、市场在空间范围上的扩展、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束缚的消失、私人部门客服国家官制后的崛起，共同使得中国在大约 1550 年前后出现了某些学者所称的“第二次经济革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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