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 761 年，杜甫创作了《戏为六绝句》组诗，这一组诗歌非常鲜明的表达了部署，对于以往六朝诗歌的成败经验的看法和总结，清代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中这样评价杜甫的这组诗歌:
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
归结起来，李重华在这个评价中，对于杜甫的诗歌总的看法是他的诗歌和以往的古人大相径庭，但是又有所继承和发展，因此说杜甫的诗歌是"别开异径"的，在盛唐以及前人诗歌成就的基础上，创作出了一种别开生面的诗歌面貌，而如果我们详细的端察杜甫在他的这组诗歌中所涉及到的内容，就会发现，杜甫不仅仅是从诗歌的角度来进行论证诗歌应该怎么创作，而且他的某些观点和看法，对于我们如何看待艺术发展，理解艺术家对于当时文艺环境的思考，都有很大帮助。
比如在谈到六朝的诗人庾信的诗歌时，他认为：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而谈到当时的唐初四大诗人王杨卢骆时，他又这样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我们都知道王杨卢骆是当时初唐时期最为著名的文学大家，人为称之为初唐四杰，他们位低而才高，官小而志气大。他们在唐代诗歌发展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文学史上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价值。
但是在这首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初期以及唐朝中后期对于这四位诗人的评价不是很高，以至于杜甫在某种程度上是靠写诗来为这四位诗人来辩护，包括我们前面谈到的庾信的文章和诗歌，也被当时的人所耻笑，这也是世人为他们感到不平的地方。
通过这两首诗歌，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写这组诗歌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为了针砭时弊，告诉人们文艺在当时，应该如何发展，如何看待和评价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因此，这组诗歌实际上是渗透了杜甫对于当时文艺以及文学界一些现象的思考。
在杜甫的这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某种潜在的人格特质，即他们对于当前的现状永远处在一种不满足的状态，对于当前社会氛围和文化语境下的某些弊端，总有着非常敏感的嗅觉和警惕性，如果不是这份敏感，那么也就不会有杜甫对于当时诗歌评价风气的这种批评了。
所以，每一个文艺现象，以及每一个非常显著的文化现象背后，总是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原因的，而当某个艺术家将这一个观点提出来，或者说明确的表达自己的喜恶之情时，实际上这是渗透了这个艺术家对于自身社会所存在问题的反思和批判。
也正是如此，馆阁体在当今书法评价的话语系中，呈现出来一种非常两极化的现状。
我说的这种两极化，主要是针对于以往和现在，以及当前的主流话语和底层的民众认识，这两种不同维度之间的一个分离和矛盾上。
我们都知道，馆阁体，它诞生的历史背景，是当时的科举制度以及当时封建帝国统治的要求，在那种环境下，那些官僚和考生必须掌握这种文字书写能力。
从根本上来说，馆阁体是一种实用性的手写印刷体，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更加公平，或者说更有效率的处理个各种事物和应付考试，它是一种标准的应用性书体，在实用性上是无可挑剔的，所以当把它作为一种书法艺术来看待的时候，实际上它的艺术性就被夸大了，而它的实用性就被缩小了，而当我们把它还原到一个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就会发现他的艺术性是次要的，而它的实用性是第一位的。
所以，近现代的一些艺术史论家、书法家、艺术评论家们，在接受了西方文艺理念的情况下，认为馆阁体从艺术上来讲，它束缚了当时社会文人以及艺术家的艺术创作，是一种较低级的艺术形式和艺术风格面貌，是不值得提倡的。
所以，当这种语境或者说这种观念被建立起来之后，如何对这种观念和这种语境进行反制，以期望它投射到现实中的艺术创作中，就成为了很多艺术家所思考的问题。
而当馆阁体被打成异端，认为是不良艺术表现的情况下反馆阁体的行为就成为了一种潮流共识和一种我们理所当然的“正确”。
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代的艺术在西方的文艺理念影响下，出现了多种艺术变种，尤其是书法，产生了诸多行为怪诞，形式多样而又吸引人眼球的杂耍式的书法形式、一些普通大众看起来非常丑陋无比的艺术表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在馆阁体批判潮流中所形成的一种艺术实践和遵从。
但这种“正确”只是在西方文艺理念下成立，它并没有充分的考虑到馆阁体这一书体形成的历史背景，所以它是片面孤立的去看待馆阁体这一艺术的，而没有看到当时馆阁体所存在的历史状况和他的真实处境。
上述的这些种种看似丑怪的现象无法为大众所接受，而大众又无法真正的了解这种怪诞艺术行为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意图。两种艺术氛围所形成的鸿沟，就造成了两种观点尖锐的对立，一方面，有些人认为馆阁体是非常好的艺术代表，它美观大方，工整典雅，另外一些人就认为馆阁体极致追求美感的艺术形式才是最丑陋的艺术。而走在它反面，怪诞和追求个性化，，才是艺术美的极致体现，这就造成了两种艺术审美上的偏差和分离。
因此，在涉及到评价馆阁体的问题上，很多人就会提出许许多多不同的意见，或者是看法，我认为这些意见和看法都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但是最为根本的一点就是，不管你是对馆阁体持有什么样的态度或者是观点，我们都要把馆阁体这一书体还原到最真实的历史环境中，去看一看它在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然后我们再来决定每个人对于这一书体采用什么样的态度，即便是很多人所采用的态度并不是你所认同，或者说你所认可的，但艺术的发展就是这样，他它要包容和接纳各种各样不同的观点和看法，这样艺术才能够取得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以某一种种艺术成就，或者说以某一种艺术美感所形成的艺术正统作为绝对正确的存在，都不是最好的艺术发展环境。
馆阁体真正应该被批判的，并不是它的艺术价值的高低，也不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于艺术创造性的束缚和发展，而是这种书体背后所隐含着一个非常令人害怕的艺术逻辑，也就是说，它要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树立起一个正统，树立起一个典范，所有人都不能违抗，必须做到一致。
如果说从实用性的角度，包括当时官员的文书书写以及科举考试所采用的标准书写字体来说，采用馆阁体这一形式和规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一旦把它带到艺术创作，甚至上升到艺术的角度，再对艺术的创作进行这样条条框框的限制，那么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把艺术所应该拥有的自由的创作氛围抹杀掉了。
所以后来不管是大众对于馆阁体是完全支持的态度还是完全反对的态度。这两种态度都是馆阁体这一书体缺点上的延伸和发展，对于任何一件事物，我们都不可能非常肯定的确认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而是要努力的分清楚，在这一问题的评价过程中，它所涉及到的各个层面和各个含义之间，他们应该拥有的一种逻辑层次关系，这样才能够触碰问题的本质和问题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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