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长期在上海当“寓公”的军阀，基本都是军阀混战中的战败者。
北洋军阀时期，军阀之间有不成文的约定，如果交战军阀之间没有血海深仇，一般都不会下死手，战败的军阀只要认输，胜利一方都不会为难战败者，而是要求战败者通电下野，交出地盘和军队，可以带走妻妾子女和私人财富，也可以带走卫队和一些忠心耿耿的下属，到天津、上海这些繁华都市的外国租界里当“寓公”、或者要求“出国考察”。
反正胜利一方也不会把战败者的亲卫队和下属全收，只会将他们大部分遣散。允许战败者带走卫队和下属，不过是顺水人情的事情。
——但因为战败军阀失去了地盘，没有税收，到了租界往往也不会经营，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负担不起卫队和下属的开支，所以到了租界之后，也往往会自行遣散卫队和下属。——好在租界里富人区还算安全，不要卫队和下属也不是完全不可以。
卫队和下属也很了解这些，他们把自己原来的主公护送到租界，就算尽忠了，然后可以考虑自谋生路了。甚至求主公写一封推荐信，把自己推荐给主公相熟的军阀也很正常。（评论里有建议转型当黑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说当地已经有了地头蛇，就是卫队和下属，很多原来都是有志青年，有军官身份，是可以光宗耀祖的，但当了黑社会可就是家族蒙羞了）
——这其实和现代公司破产之后，员工只能想办法找出路是一样的。
这就是陆振华到了上海后没有一兵一卒的原因。他的财力只能维持自己一大家子生活，维持不了兵卒的费用了。
除了军阀内战中的战败者，同一派系中内斗的失败者，有不少也是这样被“礼送出境”，到租界去当“寓公”。
举几个真实的例子：
张勋：1917年“辫帅”张勋拥戴溥仪搞“百日复辟”失败后，逃到天津租界。1918年北洋政府对其进行特赦，但张勋一直留在租界直到1923年去世。在天津期间先后独资或投资经营的当铺、电影公司、银行、钱庄、金店、工厂、商店等企业有70多家。
黎元洪：1923年，曹锟上台后，曾经的民国总统黎元洪失势，辞职退出政坛，移居天津投资实业，直到1928年去世。
段祺瑞：1926年曾经的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冯玉祥、鹿钟麟驱逐下台，避入东交民巷法使馆，之后退居天津日本租界当寓公，潜心佛学。九一八事变后为了避免和日本人合作移居上海，直到1936年去世。
曹锟：1924年直奉战争中贿选上台的民国总统曹锟被冯玉祥囚禁，获释后前往开封，又转赴天津做寓公，经营实业与房地产。1938年去世。
可以看到这些北洋大军阀很多人最终的下场都是在天津、上海当“寓公”。陆振华这样的小军阀也是如此。
这么多人看，就多写点。
再举一个反面例子，孙传芳：孙传芳是直系大军阀，曾任“江南五省（浙、闽、苏、皖、赣）联军司令”，一时风头无两，1925年鲁军大战中，俘虏了鲁军将领施从滨，孙传芳下令用铁丝把施从滨绑缚至蚌埠车站，慢刀制头，悬首暴尸，上挂红布白字条幅“新任督抚施从滨之头”，开了民国以来虐杀敌方被俘将领的先例，社会奥论界一片哗然。——等到孙传芳被北伐军击败后，退居天津租界，潜心向佛，但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十年潜伏，一心报仇，1935年将孙传芳刺杀于天津，一时舆论轰动。（施剑翘1936年被特赦，一直活到1979年病逝）
民国军阀，尤其是北洋军阀，谁也保证不了自己将来就一帆风顺，得意时结下死仇，将来失意的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所以民国军阀战场上该怎么打就怎么打，打打谈谈也是常事，但很少有对敌方将领赶尽杀绝、杀俘虐俘的。
甚至到了当年国共第一次分裂时期，不少新军阀“清党”，如冯玉祥、朱培德对待自己军中的“赤色分子”，也是采取“礼送出境”方式，而不同于蒋的赶尽杀绝，就是这种传统的继承，也是不愿意手里沾血，结下死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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