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李绅，最终成为了祸害百姓的贪官吗？_网络百科

没有，先辟谣，后考据。

大唐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刚卸任和州刺史的刘禹锡受到一位李姓司空（古官名）请他来府上宴饮的邀请，遂欣然赴约。李司空也为之厚设琼浆，雅奉美人。觥筹交错之间，刘禹锡望着李司空宴上鬟髻如云、酒冽泉香的气派万分慨叹，而李司空却是波澜不惊，视之如常。刘禹锡便趁美人劝酒之时，借题即兴作了一首诗，这正是流传至今的《赠李司空妓》，而今日形容人看惯某事、泰然处之的著名成语“司空见惯”也正是典出此诗。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李司空阅后，爱其风雅，大方地将这位美人送给了刘禹锡。

可以想见，这位见惯了秾歌艳舞、金瓯玉磬，更是能随手赏出美人的“李司空”必是位奢侈无度的贪墨之官。那么，这位司空姓甚名谁？《太平广记》中将此人钦定为李绅。

《太平广记》：“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曰：䰀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而李绅正是大名鼎鼎的《悯农》诗作者，写下了许多人在童蒙之际便能吟诵的名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太平广记》这样一钦点，众人纷纷震惊叹惋，谁能想见一位笔下尽是悲悯之心，如此倡导节俭的官员、诗人私下的生活却如此奢靡，可谓是道貌岸然。

李绅生活奢靡的罪证远不止这一条。据传他喜欢食用鸡舌，每至一地，必要宰杀数百只鸡，只取其舌食用。然后将鸡身丢在后院，竟至堆积如山。如此挥霍无度，哪里有他诗中“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悯农之心？

所以，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李绅的千古冤名

关于刘禹锡赴李司空家宴的记载出自唐代孟棨之手，但细看则会发现，虽然刘禹锡与李绅身处同一时期，加之提拔孟棨的令狐绹正是李绅的政敌之一，但孟棨也并未直指李司空便是李绅。《太平广记》的注释在某种意义上属于无法立足的孤证史料。

孟棨《本事诗》：“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纵观刘禹锡、李绅的宦途沉浮，可以轻易证伪《太平广记》的说法。李绅终生未曾担任过“司空”一职，而刘禹锡在长庆四年（公元 824 年）出任和州刺史，这一年，李绅因被朝臣李逢吉及其党羽暗害，被放逐至端州，即今广东肇庆。和州自古属安徽，刘禹锡纵要以刺史之名自称，也应是“和州刺史”绝非“苏州刺史”。

《新唐书.李绅传》：“会敬宗立，逢吉知绅失势可乘，使守澄从容奏言："先帝始议立太子，杜元颖、李绅劝立陵念深王，独宰相逢吉请立陛下，而李续、李虞助之。"逢吉乘间言绅尝不利于陛下，请逐之。帝初即位，不能辨，乃贬绅为端州司马。”

而刘禹锡卸任和州刺史，回到洛阳的时间是宝历二年（公元 826 年），那时的李绅正就任江州长史，江州即今江西九江，正是白居易曾经泪湿青衫的伤心之地。江州或还可称江南，但李绅便也更无法在洛阳为刘禹锡设宴了。

《新唐书.李绅传》：“宝历赦令不言左降官与量移，处厚执争，诏为追定，得徙江州长史，迁滁、寿二州刺史。”

李司空既然不是李绅，又是哪位高官显达？此事并无定论，但宝历二年，确实有一位李姓司空，他也恰好具备宴请刘禹锡的地理条件。讽刺的是，这位李司空竟正是陷害李绅并致其被放逐的李逢吉。

《新唐书.表第三.宰相下》：“二年十一月甲申，（李）逢吉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山南东道节度使。”

而关于“鸡舌”，这桩谣言的来处则更是滑稽，甚至于不是古谬，而仅仅来源于今人的杜撰。2007 年，一个名叫肖六芹的中专老师发表了一篇《悯农与李绅》，提出了李绅喜食鸡舌的看法。然而，作者本人也在后续承认，此事并无史料佐证，为道听途说而来，存在着极大的误传甚至是杜撰可能。

由此可知，这位奢靡的李司空并不是李绅，李绅也从未在史书中留下任何贪墨、生活奢侈的明文记载。他一如《红楼梦》中的晴雯，替他人“枉担了虚名”。至于那位堂皇气派的李司空究竟是谁，恐怕只有刘禹锡与时人才能知晓了。

二、“在官有仁政，名不闻京师”：身处民心与党争之间

那么，洗脱了污名的李绅本人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员？在中唐上有“牛李党争”，下有民生苦难的大环境中，他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新唐书.李绅传》中，有几条记载可一窥李绅的为人。

李绅客居金陵时，面对叛臣李锜的拉拢屡次劝谏，甚至面对架在脖颈的刀刃也毫不退缩。这样的宁死不屈，颇有当年“强项令”董宣之风。

　《新唐书.李绅传》：“元和初，擢进士第，补国子助教，不乐，辄去。客金陵，李锜爱其才，辟掌书记。锜浸不法，宾客莫敢言，绅数谏，不入；欲去，不许。会使者召锜，称疾，留后王澹为具行，锜怒，阴教士脔食之，即胁使者为众奏天子，幸得留。锜召绅作疏，坐锜前，绅阳怖栗，至不能为字，下笔辄涂去，尽数纸。锜怒骂曰："何敢尔，不惮死邪？"对曰："生未尝见金革，今得死为幸。"即注以刃，令易纸，复然。或言许纵能军中书，绅不足用。召纵至，操书如所欲，即囚绅狱中，锜诛，乃免。或欲以闻，谢曰："本激于义，非市名也。"乃止。 ”

而李绅也并非徒有诗文之才，他在任时颇有政声，甚得民心，在不少就任之处都留下了明文载传的政绩。如治理老虎之患、恶人之劫、蝗灾等。

《新唐书.李绅传》：“霍山多虎，撷茶者病之，治机阱，发民迹射，不能止。绅稿袭至，尽去之，虎不为暴。”
“河南多恶少，或危帽散衣，击大球，尸官道，车马不敢前。绅治刚严，皆望风遁去。迁宣武节度使。大旱，蝗不入境。”

即便是与自己同族的亲近之人，若有不当之举，李绅也会厉声责备。然而，过刚易折，也正是因为李绅的刚正，更激化了他与李逢吉的矛盾。此后李逢吉更是与同党伺机策谋，陷害李绅。

《新唐书.李绅传》：“绅族子虞，有文学名，隐居华阳，自言不愿仕，时来省绅，雅与柏耆、程昔范善。及耆为拾遗，虞以书求荐，绅恶其无立操，痛诮之。虞失望键汪兄，后至京师，悉暴绅所言于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张又新、李续等计，擢虞、昔范与刘栖楚皆为拾遗，以伺绅隙，内结中人王守澄自助。”

而李绅流传颇广且颇有争议的举措，是其就任淮南节度使期间所判的“吴湘案”。吴湘被指控贪污，并违背唐时律例与治下百姓之女结亲。李绅委派判官核实后，数罪并罚，处决了吴湘。

　《新唐书.李绅传》：“会昌时，（吴汝纳）为永宁尉，弟湘为江都尉。部人讼湘受赃狼籍，身娶民颜悦女。绅使观察判官魏鉶鞫湘，罪明白，论报杀之。”

然而，这桩案子背后却牵扯了极度复杂、追溯甚远的朝堂争斗。吴家早年曾因罪长期被放逐，因此对当时手握重权的宰相李吉甫心怀怨恨，转而投靠其政敌李宗闵。时人便纷纷怀疑，李绅如此惩处吴湘，是否有讨好宰相之嫌？

《新唐书.李绅传》：“始，沣人吴汝纳者，韶州刺史武陵兄子也。武陵坐赃贬潘州司户参军死，汝纳家被逐，久不调。时李吉甫任宰相，汝纳怨之，后遂附宗闵党中。”

经查，吴湘确是有贪污情状，不算枉杀。但是，他所娶的妻子却也曾是官员之女，这一条罪证应为错判。

《新唐书.李绅传》：“时，议者谓吴氏世与宰相有嫌，疑绅内顾望，织成其罪。谏官屡论列，诏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盗用程粮钱有状，娶部人女不实，按悦尝为青州衙推，而妻王故衣冠女，不应坐。”

而李绅的脾气素日里并不“随分和时”，也曾有过出言苛迫伤人的记载。不难想见，在其受到政敌攻讦之时，会否遭到昔日得罪的臣子一并落井下石。

钱易《南部新书》：“李绅在维扬日，有举子诉扬子江舟子不渡，恐失试期。（李绅）判云：‘昔在风尘，曾遭此辈；今之多幸，得以相逢，合抛付扬子江。’其苛急也如此。”

最终，此事被李绅、李吉甫的政敌死死咬住，即便是在李绅身死之后，也并没有放过他。彼时，李吉甫之子李德裕离位失势，而李宗闵的党羽风头正盛，于是李绅等一派朝臣生者被虐杀，死者被削官，还遗祸子孙。

《新唐书.李绅传》：“是时，德裕已失权，而宗闵故党令狐綯、崔铉、白敏中皆当路，因是逞憾，以利诱动元藻等，使三司结绅杖钺作藩，虐杀良平，准神龙诏书，酷吏殁者官爵皆夺，子孙不得进宦。”
“绅虽亡，请从《春秋》戮死者之比。诏削绅三官，子孙不得仕。”

诚然，李绅卷入过满溢着铜臭与权势的党争。但他身处中唐纷繁复杂的、矛盾尖锐的社会与官场环境中，积极入世、妥善居位的确是个行之有效的经世致用法则。相反，一味的消极避世、独善其身反而不能一展其政治才能。古往今来，做出如此选择的士大夫并不少，有在汉魏更迭之际和光同尘的荀彧，也有在明代内阁权力斗争中左右逢源的张居正。而李、荀、张这样有济世之心的入世能臣，最终却都未能得到一个好结局，亦良足可叹。

大唐近体诗与政论文章并茂，彼时的官场斗争也让不少为世人所熟悉的诗人大家或为友、或为敌的卷入了这趟浑水。比如和李绅同样气性颇大的韩愈，就曾与李绅相互言语攻击，最终两人都被罢免。

《新唐书.李绅传》：“僧孺辅政，以绅为御史中丞，顾其气刚卞，易疵累，而韩愈劲直，乃以愈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台参以激绅。绅、愈果不相下，更持台府故事，论诘往反，诋讦纷然，繇是皆罢之，以绅为江西观察使。”

而元稹、白居易却与李绅私交甚好。元稹也曾受到过李逢吉的攻击，可谓是和李绅“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了。

　《新唐书.李绅传》：“久之，从辟山南观察府。穆宗召为右拾遗、翰林学士，与李德裕、元稹同时，号"三俊"。累擢中书舍人。稹为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罢；欲引牛僧孺，惧绅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观察使。”
“帝素厚遇绅，遣使者就第劳赐，以为乐外迁，绅泣言为逢吉中伤。入谢，又自陈所以然，帝悟，改户部侍郎。逢吉终欲陷之。”

而白居易与李绅都曾在江州任职，白居易为李绅写过碑铭序文，并在其中盛赞李绅广受治下百姓爱戴，称其离任场面有如婴孩送别慈母。

白居易《淮南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赵郡李公家庙碑铭》：“诏下之日，出次於外，军门不击柝，里巷无犬吠，从容五日，按节而东。百姓三军，挈壶浆，捧箪醪，遮道攀饯者，动以万辈，皆呜咽流涕，如婴儿之别慈母焉。”

李绅的身前身后事并不顺遂，甚至死后也为生事所累。他六岁失去父亲，由母亲卢氏教养长大，身形短小，被戏称为“短李”。李绅的母亲身体欠佳，可以想见，少年时期的李绅应当是一面苦读圣贤书，一面在母亲榻前侍奉汤药。即使他的曾祖父曾是中书令，彼时李家的境况也早已没落，尔后李绅官至尚书右仆射，亦可称是寒门贵子。

《新唐书.李绅传》：“李绅，字公垂，中书令敬玄曾孙。世宦南方，客润州。绅六岁而孤，哀等成人。母卢，躬授之学。为人短小精悍，于诗最有名，时号"短李"。苏州刺史韦夏卿数称之。葬母，有乌衔芝坠輤车。”

好在皇帝偶然发现李绅屡屡支持自己的文字，消除了对李绅的误解，烧毁了李逢吉对李绅的诽谤之语。李绅死后谥号文肃，经天纬地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刚德克就曰肃，执心决断曰肃。这样的谥号，也是对李绅为人的旁证。

《新唐书.李绅传》：“后天子于禁中得先帝手缄书一笥，发之，见裴度、元颖、绅三疏请立帝为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党所上谤书。”
　　“卒，赠太尉，谥文肃。”

影响李绅一生的“吴湘案”也是牛李党争的关联要案。从事发到定案，从涉案人员到翻案缘由，都牵涉着不同党派的不同诉求。所以，在时代的风雨之中，即便位尊如李绅、李德裕等，也难以窥探自己命途的曲直明灭。

三、“吾道一以贯之”：从入仕到入殓的悲悯之心

李绅的悲悯之心，早在入仕前便早早显露，更不同于诸多显贵后即忘却初心的同僚，李绅对中下层百姓的体恤之心可谓是“吾道一以贯之”，是一位真正践行了儒家民本思想的官员。贞元二十年（公元 804 年），尚未入仕的李绅曾效法中晚唐时盛行的“行卷”，即士子应试前毛遂自荐的举措，找到当时的政治家吕温赴荐。吕温读到李绅的《悯农》后大为快慰，直言能写出这样悲悯诗歌的李绅，日后必然贵为公卿宰相。

范摅《云溪友议》：“初，李公赴荐，常以《古风》求知，吕光化温谓齐员外煦及弟（吕）恭曰：“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十九》：“（李）绅初以《古风》求知于吕温。温见其齐煦，诵其《悯农》诗曰：“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又曰：此人必为卿相。果如其言。”

自汉魏之际始，由曹丕首倡发掘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将其独立出政治作用与实用性的“文学自觉”，至唐时古代文学艺术性臻达高峰，诗歌似乎早已不必与警世而作。而李绅与白居易、元稹等一众诗人，却在二者之中找到了平衡，即在保留诗歌本身艺术价值的前提下，以民生为题材，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诗作，上警公卿，下悯小民。

从文学成就上来讲，李绅推动“新乐府运动”，将古风、汉乐府与诗经文体结合中唐时社会现实的再创作意识与作品，对当世大家元稹与白居易都起到了范例先驱的榜样作用。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元稹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乐府古题》皆是师法李绅已然失传的《新题乐府二十首》。

元稹《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余友李公垂辈，贶余《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余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
元稹《乐府古题序（丁酉）》：“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有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稀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

而李绅喜题古风的原因，正是因为《诗经》与乐府之中有诸多着眼于底层百姓生活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将诗歌创作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艺术价值更为纯粹的“政论文”。是对魏文帝曹丕所倡“诗赋不必寓教训”（出自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与酒之关系》）、“诗缘情”的文学自觉理论在中唐时期、在古代文学发展到达崭新阶段时的一次继承后再回归。

李绅的生平际遇让《新唐书》的编纂者也为之叹惋，哀惜李绅因才气与风骨被重用，却因屡屡被政敌陷害，最终也未能一展平生抱负，赍志而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