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首阳的邀请，这个问题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和各位进行探讨，在这个回答中，我将就西周中期的政治结构变革问题进行回答。实际上，在各类史料中，西周中期的历史阙如，然而这个时期在中国政治史上的影响却是深远而耐人寻味的。

我们要讲清楚西周中期发生了什么，我们必须要知道所谓的“西周中期”大概是一个什么时代？按照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分期，“西周中期”包含了穆王后期、恭王、懿王、孝王、夷王共计五个王世^[1]。那么我们来大致梳理一下《史记》、《纪年》等最基本的史料中，发生于这段时期的历史陈述：

昭王时代，昭王南征死于汉水后，周穆王满即位^[2]；
周穆王征伐犬戎，获四白狼、四白鹿，犬戎不再臣服^[3]；周穆王作《甫刑》^[4]；周穆王逊巡狩西部，徐偃王叛乱，在造父的帮助下快速返回国土，击败叛乱^[5]；穆王伐越^[6]；周穆王在涂山盟会东方诸侯^[7]。
周穆王死后，其子周恭王繄扈继位，灭姬姓密国^[8]；
恭王死后，其子懿王畑继位，懿王死后，恭王之弟、懿王之叔孝王辟方继位^[9]，孝王试图插手西部盟友大骆的继承，扶植秦人非子上位，被申侯劝说后改变主意^[10]；
孝王死后，懿王之太子燮继位为夷王^[11]，夷王烹杀齐哀侯，立哀侯之弟为新的齐侯，齐人攻杀胡侯，复立献侯，夷王权威衰败，下堂见诸侯。

这五个王的事迹除了周穆王因为颇具传奇色彩并留下《穆天子传》这种半神话故事而了解较多之外，其余四王的事迹都极其模糊，但是仅仅根据这些模糊的信息，我们都可以对西周中期诸王面对的形势进行推测：

1.昭王南征不反带来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西周从早期就开始向南开拓的步伐突然停止，周王朝不可战胜的神话破灭，精锐六师丧于汉水，周边曾经臣服于周的方国开始不用在周天子的权威面前战战兢兢；
2.穆王试图向西开拓征服，因周王朝西部区域资源贫瘠、人口分散流动性强而少有斩获；同时，东部方国对王朝东部的压力始终巨大，无暇西顾；
3.恭王时姬姓贵族内部出现分裂，恭王灭掉姬姓密国就是这种内部矛盾的外化表现；
4.恭王之后懿王 - 孝王 - 夷王的继承打破了西周早中期父死子继的规则，孝王是在懿王有太子的前提下继位的，而史料对孝王的子嗣却缺乏记录，这显示王室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矛盾，在《清华简·伯摄》中，疑似孝王和后来的夷王的对话显示，孝王对于伯摄毕恭毕敬，这可能代表了太子势力的强大，也暗示了朝堂的分裂^[12]；
5.西部盟友申侯开始以自己在西戎中的地位威胁天子；
6.王室内部的矛盾中，诸侯对王室的忠诚和依赖程度可能下降，为了恢复权威，天子粗暴地处死齐侯、安排自己属意的继承人，并最终招致了齐国的反击。

这样，我们就梳理出了西周中期的基本历史脉络，那就是“扩张受阻 - 外部威胁施压 - 内部矛盾爆发 - 权威降低”这样一个经典的逻辑链条，只有站在这个逻辑链条上，我下文中的若干论断才有立论基础。

在这个逻辑链条下，我们很自然地想到，对于周王朝的天子来说，面临这些问题，首要需求应当是重建天子的权威，否则一旦王朝的权力基础崩塌，后果将不可想象，所以西周中期政治的主脉络应当是天子权威和政治秩序的重建。

官僚社会的曙光

在此前关于西周政治制度的回答中，我对西周早期的政治安排进行过概述：对外，分封诸侯，将地方治权授予侯这个军事长官，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机制约束诸侯；对内，建立卿士寮和太史寮这两个官僚机构，管理王畿内部事务的同时，由天子派出，作为其代言人指挥诸侯的军队。

这样的政治结构在西周早期顺利扩张的历史背景下行之有效，但是到了西周中期，王室的权威性下降之后，这样的政治结构也必须完成相应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也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数千年中国政治史中反复上演的剧本。

首先，王朝官僚机构从初期简单的官署，向着复杂化进程演进。西周中期开始，多层次的官僚系统形成，官僚开始按照层级确定职能范围，这在永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隹十又二年。初吉丁卯。益公內即命于天子。公廼出厥命。易畀師永厥田阴阳洛彊，暨師俗父田。厥暨公出厥命。井白、荣白、尹氏、師俗父、遣仲。公廼命酉司徒弓父、周人司工【尸共】。X 史、師氏、邑人奎父、畢人師同。付永厥田。厥䢦堳。厥彊宋泃。永滑稽首。對揚天子休。命永用乍朕文考乙白尊盂。永其萬年。孫孫子子。永其䢦寶用。^[13]

永盂 1969 年出土于陕西省蓝田县，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期共王时的青铜器，在这件青铜盂的铭文中，天子将阴阳洛和师俗父的田赏赐给师永。作器者师永不仅记录了自己收到赏赐的荣耀，更为难得的是记录下了这次赏赐得以实现的具体过程，即王将命令授予益公，益公将命令再颁发给井白、荣白、尹氏、師俗父、遣仲五名官员，而具体执行田土勘界交割的则是包括酉司徒、周人司工、师氏、邑人奎父，毕人师同等地方基层官吏。

在永盂的例子中，接受天子命令的官员是“益公”，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曾经提到，“公”为掌管卿士寮或太史寮的官僚长卿士的尊称，这里的益公应当就是卿士寮的最高长官。

这向我们昭示了西周中期官僚系统的结构，天子并不管理具体事务，而是将王命授予执政卿士，执政卿士则向管理各个领域的部门长官们分配王命，例如井伯，在恭王世著名的裘卫器中就有过登场，其身份为三有司中的司马；再由包括三有司在内的高级官员将具体事务分派给地方实际管理事务的官员，完成王命。

简单地说，至少在王畿内，王命的传达和执行需要经过“王>卿士>三有司>地方官吏”四个阶层得以行使，每一个阶层都无法单独执行王命，天子需要以下三层官僚的配合；卿士除了需要王命，还需要主管官员和地方官员进行执行；主管官员则需要王命、上层的命令，将具体事务分配给掌握地方行政机构的地方官吏具体执行。

这样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制在西周中期形成，并帮助周天子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管理自己的王朝，开了中国科层管理体系的先河。这离不开西周前期打下的基础——吸收了大量拥有文字技能和管理能力的殷商贵族作为官僚系统的基础，在西周中期，王朝不再扩张，天子对于高效管理自己掌握的“天下”迫切需求催生了这样的官僚系统。

和夏商时期相比，西周官僚系统的先进之处显而易见：职业的官僚保证了运行效率，有效的架构和责权分配保证了周王朝顶层对基层的紧密掌握。这种全新的政治架构让夏商及更远的新石器时代那种完全依赖血缘的原始模式相形见绌。

当然，西周的官僚制度与后世相比仍然较为原始，由于商品经济仍未具规模、货币还没有出现，官员的薪俸制度无法建立，天子只能通过赏赐采邑的方式支付官僚们的报酬；与此同时，掌握专业管理技术和书写能力的也只能是贵族。这样的先天不足让西周官僚政治无法剥离其贵族骨肉，导致西周的官僚形成了比西周早期的武装贵族更为强大的政治长官和土地主，这导致了西周晚期的种种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官僚制度的开始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王权和册命礼

这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对于官僚们来说，他们只向自己的直接上级负责——在官僚系统稳固地运行之后，理想化的君臣关系变成了多级君臣关系，而天子的权力不再神圣不可动摇，我领主的领主不再是我的领主。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如何确定多级君臣关系就成为了新制度萌发的土壤。册命铭文在西周中期爆发式的增长，这表明册命制度在这个时期基本得到了确立。

一个典型的册命铭文在免簋铭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隹十又二月初吉。王才周，昩爽，王各于大廟。井叔右免即位。王受乍册尹书。卑册令免。曰：令女胥周師司廪。易女赤市，用事。免對揚王休。用乍尊簋，免其萬年永寶用。^[14]

十二月上旬，天子在周（此处应为宗周），大臣井叔站在免的右侧，天子交给作册尹写好的文书，作册尹代王宣布任命免担任驻扎于宗周的周师管理粮草仓库的官员。免称赞王的庇护。

在这段铭文里，天子任命免的仪式上，出现了站在免右侧的井叔，井叔担任这场仪式的“右者”。在金文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傧右”是被任命官员在今后工作中的直接上级，所以井叔应该就是免在担任司廪之后的主官。“傧右”对受册者有护佑之责，站在左侧的受册者有对“傧右”的辅佐义务，这也许就是“佑”和“佐”这两个汉字的最初含义。

虽然上下级关系如此清晰，但是周天子也通过隆重的册命仪式伸张着自己的权威，官员的任免或许来自于主官们的判断，但是官员任命的最终决定权只能出自于天子。天子还保存着任免官员的文书，这也为官员权力的来源确定了依据。

在确定天子是官僚权力合法性根源的前提下，天子还通过赏赐仪仗、礼器、采邑的方法维护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希望能够保持对官僚集团的控制。

所以西周中期偏晚，册命礼几乎成为了一种固定的程序，以致于周天子已经开始在一次册命礼上批量册命多名官员：

唯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師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馬共右師俞。入門。立中廷。王乎乍册內史册令師俞。总司任人。易赤市。朱黃。旂俞。拜稽首天子。其萬年眉壽。黃耇。㽙才立。俞其蔑历。日易魯休。俞敢對揚天子不顯休。用乍寶。其萬年永保。臣天子。^[15]
隹三年三月。初吉甲戌。王才周師彔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司馬共右師晨。入門。立中廷。王乎乍册尹册令師晨。疋事俗司邑人。隹小臣、膳夫、守、〔友、〕官、犬、暨奠人、善夫、官、守、友、易赤舄。晨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顯休。令用乍朕文且辛公尊鼎。晨其〔百〕世。子子孫孫其永寶用。^[16]

然而这似乎远远不够，天子还需要真正属于他的政治势力。

天子的管家

什么样的人值得天子倚靠，并拥有贯彻天子的意志的能力呢？这个问题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上一直都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许多对于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朋友都会想起，在未来的许多年里，皇帝们用以抗衡都会用到同样的法宝——外戚和宦官。那么在中国政治萌芽期的西周中期，天子会选择谁做自己的同盟呢？

虽然宦官这个在后世好用而臭名昭著的群体还没有走上历史舞台，但是历史逻辑总是相似的，天子开始选择那些处理自己私人事务的官员为亲信，通过这些依附于自己的私人官吏，在一定程度上绕开官僚集团办理自己的事务。

这类官员，首当其冲的是大宰，或者叫做太宰。根据《周礼》的记载，大宰的只能如下：

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17]

大宰在周礼的记述中，有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五大职能，似乎无所不能，然而这个职务在西周早期仅有的功能似乎是替天子将赏赐交给受赐的贵族。从现有的资料看，宰从西周中期开始大量出现，成为管理天子财产的忠仆，并不是拥有强大行政权力的高级官员：

王呼内史尹仲册命宰兽曰:“昔先王既命女今余唯又申就乃命,更乃且考事。总司康宫王家臣妾、附庸。外内毋敢无闻知……^[18]

在 1997 年出土的宰兽簋铭文中，我们得知，这位名叫兽的贵族，职务为宰，其职事世代相传，负责管理康王宗庙内的臣妾、附庸。也就是说，宰负责管理属于天子自己的私产而不是王朝的公有财产。

我们再看看宰作为傧右，他的下属还有一些什么人，这样能够更加明确宰这个职事存在的意义。

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才周康宫。新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倗父右朢。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史年册令朢。死司畢王家。^[19]

望鼎铭文中，宰倗父的下属望，管理毕地的王家产业。

隹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才周康卲宫。旦。王各大室。即立。宰引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令書。王乎史虢生册令頌。王曰。頌。令女官司成周賈廿家。監司新造。賈用宫御。^[20]

颂鼎铭文中，宰引的下属颂被任命管理成周的二十家商贾，监督新造的产品。在当代考古发掘中，西周重要的青铜等手工业作坊集中在成周洛阳，这些作坊所属的工匠家族大多具有殷商遗民的特征，很可能在三监之乱之后，周公旦将殷商遗民迁到成周，其中若干工匠家族被划为天子私有，成为天子财源，而颂可能就是其中二十家商人、工匠的管理者。

隹四月初吉。王才屖宫。宰屖父右害立。王册命害。曰。易女朱黃。玄衣黹屯。旂。攸勒。易戈琱载。彤沙。用更乃且考事。官司夷僕。^[21]

宰屖父的下属害，家中世代管理投靠周天子的夷仆。

隹元年既望丁亥。王才淢㡴。旦。王各廟即立。宰曶入右蔡。立中廷。王乎史侁册令蔡。王若曰。蔡昔先王既令女乍宰。司王家。今余隹申就乃令。令女暨曶总胥對各。总司王家外內。母敢又不䎽。司百工。出入姜氏令。厥又見又即令。厥非先告蔡。母敢疾又入告。女母弗善效姜氏人^[22]

在蔡簋中我们还可以知道，宰可以不止一人，曶和蔡都是宰，其职能为总司王家内外事务，管理百工，传达王后姜氏的命令，甚至还强调，任何事务必须先告诉作为宰的蔡，不能直接转告姜氏。可见，宰此时已经是天子最重要的心腹了。

那么得到天子信赖的宰除了料理王家事务之外，还拥有哪些权力呢？

在上面引用的颂簋铭文中，担任宰的贵族为引，这位引还出现在另一件青铜器铭文里：

惟正月壬申 ，王格于龚 (共)大室，王若曰 :“引，余既命汝更乃祖总司齐师，余唯申命汝，锡汝彤 弓一彤矢百、马四匹 ，敬乃御事，毋败绩。”引拜稽手，对扬王休 ，同随追 ，俘兵 ，用作幽公宝瘕(簋 )，子子孙孙宝用 。^[23]

在引自作的引簋中，身为宰的引出身高贵，其祖父为齐国军队的统帅，但是其父亲却未能袭职，而得到天子信任的引则重新获得了祖父的职务，天子命令引出征，获得了胜利。根据这篇铭文我们知道，宰引可能是没落的贵族，在担任宰之后获得了天子的信任，天子派遣自己信任的宰担任齐国方面军的军事统帅，当然有加强对诸侯军队控制的考虑在内。

而同样出自于颂簋的另一位人物，管理商贾工匠的颂，在后来也获得了天子吩咐的另一类重任：

隹三年五月丁巳。王才宗周。令史頌省苏姻友、里君、百生。帥偶盩于成周。休又成事。苏賓章。馬四匹。吉金。用乍䵼彝。頌其萬年無彊。用扬天子景令。子子孫孫永寶用。^[24]

颂不仅管理商贾工匠，还带天子访问了位于成周的贵客，这些贵客来自苏，可能和周王室有姻亲关系，这次访问不仅是天子的私人事务，也是天子和自己的外戚家族加强联系的政治事件。

在上面提到的蔡簋中，和蔡同为宰的曶，在担任宰之前的职事为卜官：

隹王元年六月。既朢乙亥。王才周穆王大室。王若曰。曶。令女更乃且考司卜事。^[25]

后来获得了天子的任命，在成周八师作冢司土，也就是管理八师土地人口的官员：

王乎尹氏册令曶曰。更及且考。乍冢司土于成周八师。^[26]

可见天子还利用曶监督王朝的直属军队，可能类似于后来的监军。

除了宰之外，在西周中期到晚期，原本只是负责天子饮食的膳夫地位极具提高，成为天子的使者，和宰的地位提升相映成趣：

隹王廿又三年九月。王才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27]
旦。王各穆廟。即立。申季右善夫克。入門。立中廷。北鄉。王乎尹氏册令善夫克。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內朕命。^[28]
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剌宫。王乎士曶召克。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师。^[29]

这位名为克的膳夫，出身于高级贵族，被天子所信任，不仅负有传达天子命令的重任，还替天子巡视王畿以及视察八师军队。

天子任用独立于官僚系统的近臣行事，加强自己对于军队、财产的管理，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反复重演。阎步克先生关于中国官制演变的著作中，曾经提到秦汉时期一个重要的阶层“宦皇帝者”，这个阶层多是君主的侍从，他们接近君主，深受君主的信赖，常常成为天子绕开复杂的官僚阶层行使权力的工具，这些宦天子者郎官、尚书后来成为了影响中国政治史的重要力量，这个阶层或许就发轫于西周中期。

汉初的“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强化了“吏与宦皇帝者是两个系统”这个判断。前者是国家行政官员，用秩级的手段加以管理；后者不属于国家行政官员，而是君主的私属，故不用秩级加以管理。^[30]

官僚系统的兴起、天子和国家机器不再完全被视为一体，这样的现象向我们展示了西周中期的政治图景：宗教和武力不再是国家管理的核心问题，不断复杂化的王朝事务、不断扩张的人口都对文官集团的成熟提供了动力，并让这个国家向着我们更加熟悉的方向发展。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西周中期不断成熟的文官们的国家，还产生了另一个副产品——礼乐制度。

西周中期的礼制革命

在传统的史学叙事中，周公旦在镇压三监之乱之后，创造性地“制礼作乐”，让中华大地从野蛮国度变成礼仪之邦。而在考古学视野下，典型的西周礼乐制度在西周早期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过去对于周公旦制礼作乐的美好想象似乎只是后人偏爱这位智者，将美好的周礼归功于他。

1979 年，陕西省扶风县庄白村出土了一批青铜器窖藏，共计发现 103 件被匆忙掩埋的青铜器，其中铸有铭文的 74 件，全部归属一个称为“微史”家族的共计四代贵族，特别可贵的是，共出的墙盘上详细记录了微史家族的族谱，便于考古学家对这百余件青铜器进行分组归类。

史墙盘铭文说：

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屏。匍有上下，䢔受万邦。䋼围武王，遹征四方，达殷吮民，永不巩狄虘，长伐夷童。富圣成王，左右绶盘刚御，用肇彻周邦。睿哲康王，兮尹吉疆。宏鲁昭王，广能支楚荆，帷狩南行。祇显穆王，井帅宇侮，申宁天子。^[31]

根据这篇铭文，史墙盘的作器者史墙应当是恭王时代的官员，而作器者【疒兴】则是他的儿子，应当也活跃于西周中期。

研究者指出以【疒兴】时代的为界，庄白村的青铜窖藏在西周早期向西周中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面貌^[32]：

早于【疒兴】时期的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与商代晚期青铜器风格更加相似，大量的爵、觚、觥、尊、罍等酒器地位仍然较高，代表西周风格的鼎、簋则不见，器物风格仍然保留了商代风格，兽面纹等浓厚的神秘气息仍然顽固地出现在这些青铜器上；

而在【疒兴】之后，庄白青铜器的风格为之一变，鼎簋组合突然占据主流，酒器地位极具下降，青铜编钟地位突然提高。

虽然微史氏族为服务于周的殷商旧贵族，但是庄白窖藏的意义仍然值得深思，至少我们知道，以食器为核心的西周用器制度在西周早期并没有完全被接受，服务于周的高级殷商遗民仍然延续了其祖先以酒和鬼神为核心的祭祀制度，而乐器地位的改变也可以和天马 - 曲村的晋侯墓地对照——姬姓晋侯墓地中西周中晚期也突然出现了高级别的编钟和编磬^[33]。这似乎告诉我们，西周中期，随着国家成熟、管理理性化，以鬼神崇拜为核心的殷商祭祀系统被抛弃，以外化等级为目的、理性的礼乐制度被广泛的接受，这或许就是西周官僚政治成熟带来的副产品。

结语

通过青铜器铭文的解读和考古所见青铜器，我们可以推测，在西周早期的辉煌扩张结束之后，陷入“扩张后综合征”的西周面临扩张无力、诸侯离心、高层政治斗争的复杂环境，并没有陷入停滞，而是通过不断强化官僚机构让西周的行政力量空前强大，治理能力空前提高。与此同时，与贵族身份结合的官僚集团迅速壮大也迫使周天子提高宰、膳夫等近臣的地位，使他们成为天子绕开官僚行使权力的代言人。在这个国家成熟度不断提高的历史背景下，庄严而富有美感的周礼成为周人和殷商遗民共同的行为准则，一个由西周早期开始的民族融合进程在西周中期才真正完成。

在这篇文章中，官僚系统的强化、天子近臣地位的提高在后代的历史中反复重演；而礼制传统的形成和民族的融合则是塑造中华民族的重要因素。虽然西周中期的这些趋势并非完全与前代无关，许多趋势也并未在西周中期完成，而是延续至西周晚期和春秋，但是我们决不能说西周中期没有存在感，在那段稍显寂寞的岁月中，充满智慧的先人们也在不断利用自己的智慧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而这些解决之道则长远地存留在中华文化中，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