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拉美的问题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 / 封建?
正确答案是,都不对。
恰恰相反,如果殖民地时期的拉美真的专制,或者真的封建,后来的路可能都会好走很多。
换言之,现代拉美的问题,部分是因为殖民地时期以来的政治体制,既不够专制,也不够封建,而是一种权威和权力分离的混合态,这种状态叫做“弱绝对主义”(Weak Absolutism)。
(一)弱绝对主义:既非专制,又非封建
“拉丁美洲的失败源于殖民地时期的专制”这一说法,在 19 世纪的新教徒知识分子当中十分流行,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是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 年执政)。亚当斯曾说,“在西语美洲施行民主,比在飞禽走兽中实现民主还要困难”。“专制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国王的专制统治,使得拉丁美洲人民缺乏自治的实践和能力,从而导致拉美各国独立后长期陷入混乱和虚弱状态。
“专制论”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但是在之后几个世纪依然大有市场,现在有很多人文社科类的文章仍然在复读这一观点。在指出它的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另一个流行的观点,也就是“封建论”。
“封建论”是 19-20 世纪社会科学当中,马克思主义和功能主义思想的产物。“封建论”的基本观点是,殖民地时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把本土的封建主义移植到了拉丁美洲,使得拉美充斥着大量拥地自重的领主,这一封建地主阶层严重阻碍了独立后拉美各国的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
在当下的不少讨论乃至论文当中,复读“封建论”也是大有人在。的确,把“专制论”或者“封建论”分别单独拿出来看,似乎都言之成理,有一定解释力。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来看,问题就浮现了出来:
如果君主专制是真,地方领主怎能大行其道?但如果封建主义是真,又为什么没有地方自治的传统?
事实上,从殖民地时期一直到现在,拉丁美洲的状态都不是“专制”或者“封建”,而是“弱绝对主义”。
弱绝对主义的核心要义包含在一句拉美谚语当中,“我服从但我不执行”(Obedezco pero no cumplo)。据说,这句话出自首任新西班牙总督安东尼奥.德.门多萨(1535-1550 年在职)。1542 年,西班牙王室颁布《新法》(The New Laws),要求墨西哥和秘鲁各地保护原住民的权益,但门多萨深知施行法律可能会导致委托监护主的大规模反叛,于是留下了上面那句名言。
用学术语言来解释弱绝对主义,就是中央掌握几乎所有权威,但只有少量权力,同时地方掌握大量权力,却基本没有权威。
无论是“专制”还是“封建”,都不能描述这种状态,因为它们的内在假设都是,权力和权威是统一的。在“专制”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中央;在“封建”体制当中,权威和实际权力都归于地方。然而在弱绝对主义政体当中,权威和权力是分离的。
(二)弱绝对主义的产生:权威和权力的割裂
1492 年,当哥伦布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得以从西班牙的帕洛斯港出发向西航行时,兔死狐烹对他来说就已经是无法避免的宿命。西班牙的君主们绝不会允许新大陆出现封建主,整个美洲都必须直接服从于天主教国王的权威。
在 1550 年前的征服岁月当中,以科尔特斯和皮萨罗为代表的军事冒险家们无不渴望封土列候,然而他们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所有地方领主都逐渐被王室委任的官僚取代,那些对此不满而发动反叛的人,例如科尔特斯的儿子们和皮萨罗的弟弟们,最终都被王室派出军队剿灭。到 1580 年左右,随着弗朗西斯科.德.托莱多总督(1569-1581 年在职,绰号“秘鲁的梭伦”)改革的完成,美洲不再有任何合法的世袭封建主,官僚机构名义上直属于国王。
除了行政机构之外,教会和商业也必须完全服从国王的权威。西班牙国王逼迫罗马让步,掌握了美洲所有主教的叙任权,同时设置了塞维利亚招商局,这是美洲贸易的唯一垄断机构。
然而问题在于,名义上权威的统一不代表实际上权力的统一。大地产主虽然没有名义,但是依然是殖民地社会的实权人物;官僚机构虽然名义上唯国王马首是瞻,但是它的组织其实不但混乱,而且孱弱,许多指令都无法执行,还充斥着权力寻租导致的腐败;塞维利亚名义上垄断着所有贸易,但是走私猖獗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甚至布宜诺斯艾利斯整座城市都靠走私养活;地方教会和本土商人名义上没有权力,但是总督和西班牙商人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够统治和获利。
当代拉美史研究非常强调殖民地时期拉美的自主性,就是一种舍名求实的结果:西班牙国王的权威如日中天,但几乎落不到美洲的大地上。17 世纪末,正是出于对这种状况的憎恶,西班牙宫廷的亲法派把波旁王朝迎进了马德里,希望新王室能够以法国路易十四的模式来改造西班牙。
有的文章把弱绝对主义说成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独有特征,这其实不太公平。哈布斯堡王朝也好,波旁王朝也罢,事实上都在一以贯之地试图加强中央集权,也都没有成功改变弱绝对主义的面貌。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奥利瓦雷斯伯爵命令葡萄牙贵族剿灭加泰罗尼亚的叛乱,就是想要一石二鸟,把整个伊比利亚整合起来,只不过结局是两头受挫。波旁王朝的菲利普五世直接用军队征服了不听话的巴塞罗那,还取缔了当地的议会和加泰语的合法地位。在西班牙推进绝对主义的同时,波旁王朝也开始改革美洲的教会、军队和官僚机构,试图让中央权威真正统摄地方权力。正是因为如此,波旁改革也被称为“美洲的再征服”。
然而,这场再征服也引发了社会危机,西班牙王室要求美洲本土精英交出权力,却拒绝分享权威。1808 年,当拿破仑的军队入侵西班牙时,美洲的精英们就决心与本土分道扬镳了。回想 1596 年时,英法荷的联合封锁导致美洲和西班牙隔绝联系近两年,却没有任何事端;1701 年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导致本土出现两个君主,而殖民地依然太平如初。美洲殖民地之所以经不住拿破仑战争的冲击,就是因为对弱绝对主义的体制改造让它处于紧张和脆弱的状态。
(三)弱绝对主义的后果:草莽与朝堂
以上内容没有任何责怪拉丁美洲国家的意思,并不是说“本来再坚持一下,拉美就可以过渡到有效的集权体制了”。相反,应该受指责的是西班牙,它是弱绝对主义的始作俑者,而它对弱绝对主义的改造也是失败的,不仅在 18 世纪的美洲如此,在 19-20 世纪的本土同样如此。没有理由认为拉美继续做殖民地就可以摆脱弱绝对主义,因为西班牙自己就无法摆脱弱绝对主义。19 世纪中叶的军人政府也好,波旁复辟时期的文官政府也罢,再或者是里维拉和佛朗哥的独裁政权,都试图用集权手段解决所有问题,然而都没有成功。1976 年后的西班牙通过多元化改革取得了很大突破,但是仍然长期受到央地矛盾困扰。
回过头来看拉美,1880 年之前拉丁美洲的长期政治动荡正是弱绝对主义瓦解的直接后果。驱逐王室之后,各个共和国的政治权威陷入了真空状态,拥有资源的各个社会势力,特别是军人地主,试图通过武力夺取权力,塑造权威。墨西哥独立后的许多政治家,包括工业家卢卡斯.阿莱曼都想通过君主制来重建秩序,但君主制在美洲是缺乏社会基础的,因为美洲压根就没有一个有权威的贵族阶层,只有一群垄断了土地和暴力资源的豪强。到 1880 年左右,拉美各国终于普遍建立起了秩序。然而从政治制度上看,这是一场弱绝对主义的复辟:宪法里的政府处处无所不能,现实里的政府时时有所不逮。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弱绝对主义可能是最难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体制。
对于传统的“专制”国家,或曰强绝对主义国家而言,虽然行动迟缓笨重,但是可以依靠强大的国家能力作为现代化的保障。例如革命前的法国、俄国和中国。
对于传统的“封建”国家,或曰缺乏绝对主义的国家而言,虽然一时缺乏能力,但是有丰富的多元传统用于创建新的政治结构。例如德意志邦联、北美十三州和德川日本。
然而对于权威和权力分离的弱绝对主义国家而言,它必须同时面对以上两者的弱点,又没有以上两者的优势。
在 20-21 世纪,弱绝对主义国家的特征就是政府与半地下力量的“共治”。政府是公共产品的唯一合法提供者,却又不具备足够的资源和能力保证公共产品的供应。此时,一些通过庇护网络形成的半地下力量(“黑社会”)就会出现填补空白。
最戏剧化的例子是南意大利。
南意大利和拉美一样,长期处于“专制”和“封建”的论争漩涡当中,然而真正的症结在于弱绝对主义传统。在 15-19 世纪,南意大利要么是受到西班牙的统治,要么是被一个西班牙式的朝廷统治。当南北意大利在 1861 年终于统一的时候,两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传统已经判若两国。北方工业家满足于同南方庄园主的合作,也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形形色色的黑手党长了出来。
1920 年代,法西斯政府下令消灭所有黑手党。墨索里尼如同一个在厨房里挥舞着大号拖鞋的主妇,一时间让西西里的蟑螂横尸遍野,无影无踪。然而二战结束之后,黑手党很快若无其事一般卷土重来。
在墨西哥、哥伦比亚或者巴西,即使是最强大的黑帮也不敢正面挑战国家的权威。只要政府下定决心,随便哪个黑帮就一定会被毁灭。但是不管政府下多大的决心,也无法消灭本国所有黑帮。
这就是现代拉美许多问题的根源。
从 19 世纪以来,拉美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制度建设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双向的,其一是自下而上的权力集中,提升国家能力;其二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放松,实现地方组织的制度化。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两个方向不可偏废,也都不容易推进。
历史包袱不仅有轻重之分,还有单肩挑和双肩挑之分。这世界上不存在什么奇葩国家,把人家的包袱接过来试试,你跺你也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