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关于中国上古时代的文明起源的，始自新石器时代末期（4000 余年前），终于商周易代（殷周革命），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为此，须先从上古时代的人祭说起。人祭，就是杀人向鬼神献祭。关于上古的人祭风俗，直到近百年现代考古学兴起，发掘出殷商的大量人祭遗址及商王占卜献祭的甲骨刻辞，才进入现代人的视野中。

至于这种风俗是如何退出历史和人们的记忆的，大多数学者似乎默认，它是逐渐、自然、不知不觉地退场的。一种代表性的说法是，殷商前中期盛行人祭，到晚期就很少了。这方面的代表著作如黄展岳的《古代人牲人殉通论》，该书介绍了殷墟三座多人祭祀坑，认为它们都属于殷墟前期。但查阅这三座坑的发掘报告便可知，有两座属于殷墟末期，一座时期不详，根本无法确定是否属于殷墟前期。

根据本书的研究，人祭的消亡和周灭商有直接关系。在周武王死后，辅政的周公旦取缔了商人的人祭风俗，并消除了关于人祭的文字记录和历史记忆；周公此举可能是为了防止其死灰复燃，执行得也比较成功，于是留下了三千年的记忆空白。

再现上古时代的残忍与血腥，并不是一件开心的工作，但却是绕不开的。下面，我们先来复原一场殷商最晚期的人祭仪式。

殷商最后的人祭

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是一个很密集的的商人聚居区。1959 年，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一座奇怪的“墓葬”，它和正常的商代墓很不一样，是水井一样的圆形而非长方形穴，坑内没有任何棺木痕迹，只有 25 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伴随出土的，还有青铜礼器和兵器以及纺织物、粮食等等。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推测，这是一处特殊的贵族墓葬，墓主可能生前犯了罪，不能享受正常的埋葬礼仪，但仍杀了 24 名奴隶以及用了贵重的铜器陪葬。

1960 年，考古队在整理这座“墓葬”的时候发现，第一次挖掘并没有挖到底，在半米深的土层之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 29 具。于是，便建了一座亭子为其提供保护。但有些考古学者心中还难免有疑惑，是不是第二层尸骨之下还埋藏着什么。

到 1977 年，考古队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第二层尸骨之下，还有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然后是第三层尸骨，共 19 具。这一次才算挖到了底。也就是说，这座圆坑墓穴共有三层，掩埋了 73 具尸骨。发掘者认为，这应该不是墓葬，而是一座祭祀坑。

在后冈圆坑之前，考古队在殷墟王陵区和宫殿区已经发掘上千座人祭坑，都是边长两三米的方形坑，一般埋 10 人左右（尸骨或人头），而且都只有一层，从未发现过多层人祭坑。

1959 年发掘第一层时，根据出土铜器造型以及上面的铭文特征，有学者判断它属于西周早期。后来，随着殷墟发掘日渐增加，人们才意识到，原来商代末期已经有这些造型的铜器和铭文——它属于殷商王朝谢幕前夕，很可能是纣王时代的一次隆重献祭仪式。

这个祭祀坑的发掘记录比较详细，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献祭过程井然有序，包含着当时的商人对于高级别人祭礼仪的理解，而被杀戮者也给自己做了充足的准备。

让我们按时间顺序再现祭祀全过程，并通过分析诸多细节，复原祭祀场上曾经发生的一幕。

后冈祭祀圆坑编号 H10，从深灰色的生土层中挖出，地表的坑口直径 2.2 米，向下稍有扩大，底部直径 2.3 米，全深 2.8 米，上面一半都是填土，三层尸骨都在下半截，分层清晰。可以说，从一开始，后冈 H10 圆坑就是为了隆重的献祭仪式建造的，虽然我们已经无法完全解读它蕴藏的理念。

坑壁平整光滑，坑底平坦坚硬，应该是被修整夯打过。操办人先在坑底铺了一层很薄的小石子和砂土，再铺垫一层 20-30 厘米厚的黄土。黄土中有被掩埋的碎片，是打碎了的几只陶制炊器、食器，如鬲、簋、罐。

然后开始杀人。第一轮杀了 19 人，身首完整的只有 2 具，被砍掉了小腿或脚的有 5 具，单独的人头骨 10 枚、上颚骨 1 块、右腿 1 条。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和女子各 3 名，成年男子 2 名，儿童 4 名，婴儿 2 名。4 名儿童皆尸体不全，缺下半段：1 名从小腿以下被砍去；1 名从大腿以下被砍去；1 名只有头骨；1 名被斜向拦腰砍断，只剩了上半身和右侧骨盆。两名婴儿都只有头骨。单独的上颚骨属于一名 30 岁左右的女子，牙齿很整齐。有一名 20 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侧身蜷曲，朝上的右胯部有 60 枚海贝（商人用作钱币的货贝），可能是用线穿起的一团或是装在腰间的布袋里，此外，他的身下也还有些散落的海贝。

尸体和头颅没有脸朝上的，或朝下，或侧方。这些迹象表明，杀祭先是在坑外进行的，然后再把人头和残碎的尸体扔进坑内，此外，应该还有人在坑底负责调整，虽然未必堆放十分整齐，但要保证尸体的脸部不能朝上。大部分死者的躯体并未被扔到坑里，所以坑内单独的人头较多。至于留在上面的尸身作何用处，且看后面的细节。

第一轮杀人结束后，仪式主办人向坑内洒了一些朱砂（导致尸骨被局部染红），然后进行填土，这次填的是红褐色土，厚 0.5-0.6 米。接着开始第二轮杀人。

这次至少杀了 29 人，身首相连的 19 人，单独的头颅 9 枚，没有头的身躯 1 具。尸体呈各种姿态，俯身、侧身、仰身、直身、蜷身都有，单独的人头都贴着坑壁东南侧连续摆放，脸朝下，头顶贴着坑壁。能分辨出有青年男子 8 人，儿童 5 人。

这一层随葬海贝的人更多。一名男青年胯部有两串，共 31 枚。编号 27 的，俯身，呈稍扭曲的姿态，身材较长，伸直后可能超过 1.8 米，胯部右侧有海贝三堆，分别是 20 枚、10 枚、5 枚，可能本是 3 串。这三堆下面还有散落的 16 枚。

这层的儿童，除了一人缺失下肢，基本是完整的全躯，有一人乳牙还尚未脱落，胸前挂一枚玉珠饰。

有两名青年（17 号和 21 号，性别不详）姿势相同，伏地，朝东方跪拜，平行相隔 1 米左右，发掘者推测，这两人姿势过于规整，应当是被捆绑造成的。21 号，头部右侧有一枚骨笄，自下而上插入，显示头发盘在头的右侧，可能是处死时发型被打乱了，右手臂佩一枚玉璜，手腕戴一枚穿绳的玉鱼，看来比较富贵且重视形象。和他平行伏跪的另一人（17 号）没有饰物。

第二轮杀人结束后，主办人又向尸体抛撒了一层朱砂粉，再撒一层小卵石，大小介于豌豆和核桃之间，平均厚 1 厘米多，然后再把 31 件陶器送到坑内，有人在坑底将它们打碎，因为每件陶器的碎片分布都很集中，不像是打碎后扔下去的。有些陶罐的内壁沾着粟米颗粒，有些表面还涂了朱砂。因为堆积着很多死尸，坑底已经不平整，坑内的作业人应该是特意把陶器放在较低洼的地方打碎，使坑底变得相对平坦，再填入 0.3-0.5 米厚的灰黄色土，混杂有少量炭灰颗粒和红烧土颗粒，说明地面上正在烧火，可能是烧烤祭品，包括没有扔进坑内的人躯体。和第一轮相比，第二轮死者的躯体保全的相对多一些。

然后是第三轮杀人。这次杀了 24 人，全躯的 15 人，单独的人头 7 枚，无头的躯体 2 具，其中鉴定出有青年男子 6 人、壮年男子 3 人和儿童 4 人。这时，坑已经被填满了一半，仅剩深度约 1.5 米，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在坑内被处死的。比如，一名 40 岁左右的男子（3 号）背靠坑壁蹲坐，两手掩面，胸前有海贝一串（13 枚），可能是被割喉或重击头部致死；一名 30 岁左右的男子上半身趴在一只铜鼎（戍嗣子鼎）上，右手抓住鼎的口沿；一名十六七岁的少男（11 号）双手掩面俯卧，腰部压着一件铜斝；还有一名不明性别年龄的（8 号），双手掩面，身体被肢解。

这一层携带海贝的死者更多。16 号左手腕挂一串，腰间挂两串，共有一百多枚；18 号（少男，十六七岁）臀部有一麻布袋，里面装海贝 300 枚以上；17 号（少男，十八九岁）只剩一颗头骨，口中含有 3 枚贝。上古埋葬的死者往往口中含贝，是入殓时后人放入的，以让死者带着钱去往彼岸世界，但 17 号很可能是自己含进去的，杀人者并不在意他们的钱财，而他只能照顾好自己的往生。这一层中还有好几处小堆的海贝，已经分不清主人。

所有的青铜器都在这一层。礼器有铜鼎、铜斝、铜爵各 1 件，兵器有铜戈 2 件、铜刀 1 件、铜镞 1 枚，不知名的小铜饰物 1 件。铜鼎上的铭文显示，它的主人名为“戍嗣子”。

这时已经是献祭仪式的尾声，估计坑内作业人员有些懈怠了，所以这一层中有两人是仰面姿势，其中一人（15 号）下颌被砍落，前额上有明显的刀砍痕迹，应当是仰面躺倒后，被连砍数刀。

这层几乎所有尸骨都被染成红色，应该是第三轮杀人结束之后，主办人向尸体上抛撒了较多的朱砂粉。又把大量成捆的丝线、麻线、丝绸和麻布放进坑内，还有一堆粟米。这些物品都被放在人头和尸身之间空出来的位置，似乎是为了填补空间。然后填土。这次填入的是掺杂着大量炭灰、木炭块的灰色土，有的炭块直径 10 厘米，长 4 厘米，明显是烧过的树枝，还混杂着大量烧过的骨头（报告没提及是人骨还是兽骨）和贝壳。这层灰土厚 0.35-0.6 米，应当是祭祀烧烤结束之后的柴灰和垃圾。

在填入这层炭灰土的同时，又杀掉了最后一个人，他（她）侧身蜷缩在坑东壁下，身上洒了大量朱砂，尸骨被严重腐蚀，无法分辨性别和年龄。他（她）的身旁有一只陶鬲，似乎是随葬品。郭沫若曾推测，此人就是墓主，青铜器的主人“戍嗣子”，因为只有他（她）被单独埋在最上面。但问题是，他（她）的身边只有一只陶鬲，没有任何高价值随葬品，应该还无法完全确定。

杀祭全部结束后，是最后的填埋工作。在炭灰土层的上面，是 0.9 米厚的块状红烧土层，夹杂着少量陶器碎片，直到把坑填满。这些烧土块应当也是烧烤祭祀的产物。

以上就是这场杀人祭祀的整个过程。由此可以判断，这不是简单的屠杀，主办者准备充分，从祭祀坑的挖掘、修整，到每一个杀祭步骤，比如尸身摆放、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摆放各种祭品……都执行得有条不紊。而且，地面上还在同步举办包含烧烤祭品在内的献祭仪式。这些都说明当时的人对举办此类祭祀活动已经很熟悉，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操作流程。

发掘报告认为，死者都是奴隶。但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甚至成串的或是用麻布袋装的大量贝）或佩戴玉饰，这应该是他们给自己准备的“随葬品”，而这种富裕程度显然不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杀人者并不觊觎死者的财物，大量作为钱币的货贝和高价值的青铜器都被埋葬在祭祀坑中。这在殷墟的众多人祭坑中非常少见。

最上一层死者的身份最高，有 1 件象牙棒和 5 支象牙做的笄，更重要的，当然是贵重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其中，铜鼎、铜斝、铜爵各一件，最大的是“戍嗣子鼎”，高近半米，重达 21.5 公斤，底部有烟灰层，说明主人经常用它烹煮饭食。出土时，鼎口部有丝织物残留，大概是被丝绸裹着带进坑内的。

鼎内有较长的铭文，共三行三十字，记载的是某年九月的丙午这天，商王在一座大宫殿里赏赐戍嗣子货贝二十朋，戍嗣子因受荣宠，作了这件祭祀父亲的鼎。

铭末“犬鱼”是由两个甲骨文象形字组合成的族徽，主人自称“戍嗣子”，戍是他的名，嗣子可能代表他是本氏族的嫡传族长。

“犬鱼”族徽在商代铜器里不太多见，甲骨卜辞里也没出现过这个氏族，说明它不是太显赫。戍嗣子被王召见一次已经足够荣幸，所以要专门铸一只大鼎来纪念。铜器的形制和铭文风格属于殷商末期，商朝灭亡的前夕。

后冈 H10 被全面发掘后，祭祀坑特征得到公认，学者已不再把它看作墓葬，但还是有些难以解释的现象：其一，人牲用了较多“随葬品”，如铜器、海贝、丝麻织物、粮食，这在商代人祭坑中很少见到。其二，随葬的货贝、青铜器和玉饰像是属于死者的财物，玉饰戴在死者身上，货贝由死者成串或成袋携带，铜鼎和铜斝也是压在死者身下，而能拥有这些青铜礼器的，只能是商人贵族戍嗣子家族。

从上述特点看，郭沫若 1961 年的“墓主是贵族”的判断仍有可成立之处：后冈 H10 虽然是座祭祀坑，但使用的人牲与众不同，并不是常见的战俘和奴隶，而是中级贵族戍嗣子家族的成员。所以献祭的主办者破例给了很多优待，比如，允许死者随身携带一些随葬品，往尸体上撒朱砂粉（夏商时代贵族的墓葬往往会洒朱砂），但在实际执行中，这些优待又落实得颇为草率，很多人身首分离，尸身可能被献祭和烹煮分食。

如果被献祭者是“戍嗣子”家族，那操办此次杀祭的就不大可能是其他贵族，因为哪怕是高级贵族，也没有把下级贵族满门诛杀、献祭的权力。这只能来自王权。

又有两种可能。一是灭商后，周人对特定的商人贵族的杀戮。周人曾两次攻克殷都，第一次是武王灭商，第二次是周公平息叛乱，且不管是哪一次，这种可能性都不大，因为周人并不尊重商人的祭祀伦理，不会允许把高价值的货贝和青铜器带进祭祀坑，更不会如此认真细致地执行杀祭全过程。

二是商纣王授意的杀戮和祭祀。《史记》等史书记载，纣王曾经处死九侯、鄂侯、比干等商人贵族，按照商人的世界观，商王杀人和向神献祭几乎是一回事，特别是处死显贵成员，更是向诸神奉献高级祭品的难得机会。

由此观之，后冈祭祀坑中的戍嗣子一家人可能也是被纣王杀戮献祭的。杀祭地点在戍嗣子的家宅或附近，可能有以儆效尤的考虑。操办和参加祭礼的是商朝贵族，给了死者一点宽待，但仍按照惯例烹食了很多被献祭的人，尤其婴儿和幼儿。

对家族中不同地位的成员，杀戮手段也不一样。最下面一层，拥有的货贝和玉器最少，应该地位较低，有较多儿童和婴儿，主要被分尸、肢解甚至烹食。到中层，多数人被砍头，但还能保留相对的全尸。最上面一层，有些（守着铜鼎、铜斝的成员）甚至没有被砍头，还有以手掩面的，应当是受到特殊礼遇的贵族，戍嗣子本人可能就在这层，比如那位以手掩面的 40 岁男子（3 号）。看来，越是身份高贵的成员，越是被留到后面处死。

郭沫若认为最重要的死者是戍嗣子及其 “或因罪而死”的结论，应该是成立的。戍嗣子本是一名级别不太高的贵族，因为某些机缘巧合被纣王接见，甚至可能一度受到信用，但在服侍王的过程中却又因为某些原因触怒了纣王，从而导致整个家族被献祭。他用来纪念受王接见的铜鼎被带入祭祀坑，也算完成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轮回。

在《史记》等史书中，商纣王残暴，喜杀戮，曾诛杀多名贵族大臣。后冈 H10 祭祀坑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的记载，而且还有很强的宗教色彩，按照商人传统的宗教理念，献祭人牲的身份越高，就越能取悦先王诸神。历代商王都谋求捕猎异族酋长“方伯”献祭，而纣王则把商人贵族也列入了献祭名单。

纣王虽然以暴君形象载入史册，但史书从未记录过其类似 H10 祭祀坑的残忍行径，哪怕是演义小说《封神榜》也无法想象这种情节。这也说明，周朝以后的人已经忘记了商朝的人祭风俗，如果没有考古发现，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触及上古时代的这种残酷。

打捞失落的文明

人祭理念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祭宗教属于渺茫的、缺乏文献的远古时代，甚至大部分属于史前时代，后人早已对那个时代失忆，没有保存下什么史书记录。

是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六千年前，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某些人群已经有疑似的、零星的人祭行为，后来则逐渐常见。它应该是早期人群的集体宗教行为，而且和部落间的战争密切相关。

四千余年前，若干地区的新石器人群开始汇聚成早期国家，山西陶寺、清凉寺、陕西石峁等聚落遗址的人祭（人殉）规模逐渐变大，一直延续到夏朝 - 二里头古国。商朝建立后，人祭行为出现爆发式增长，到殷墟阶段（约前 1300 年—前 1046 年）登峰造极，不仅留下大量堆满尸骨的人祭坑，还有数千条甲骨卜辞记录。

据研究，“卯”是把人或牲畜对半剖开、悬挂的祭祀方式。“羌”是当时的晋陕土著人群，商王祭祀最常使用羌人。“羌”的甲骨文造型是头顶羊角的人，有时还写成脖子被捆绑甚至拴在木桩上，表示他们已经被俘获。

人祭在商人生活中占有多大比重？从参与范围来说，已发现的多数人祭遗址属于王室，说明它是一种商朝重要的国家宗教祀典。但商代人祭又具有全民性，各级贵族以及有经济承受能力的民众也举行人祭，比如，从事制陶和冶铜的工匠群体尤其热衷。从殷都各聚落到遥远的殖民据点，各地的商人部族留下了众多人祭遗存。

还可以尝试对其量化，估算一下被献祭人牲占殷墟总人口的比例。在殷墟王陵区，已经发现 2000 余座历代商王奉献的祭祀坑，已经发掘约 1400 座。20 世纪的发掘工作大都比较粗线条，人骨统计不太完整，根据 2013 年对旧坑的抽样核对，每座坑内有 10 名人牲。保守起见，即使按平均每座坑埋有 5 人计，人牲数量也会超过 1 万名。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人聚落的人牲、殉葬人等等，因材料分散暂不列入统计。

先看这一万余名人牲在殷都总人口中的比例。祭祀坑的使用时间跨度约二百年，在这段时间，殷都累计总人口约 100 万。这样比较，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 100：1。

但需要注意，考古已发现的人祭坑并不等于真实存在过的数量，被后世破坏以及尚未发现的规模无法估量。所以可以换个方式，用它和殷墟已发现的正常死者（墓葬）数量作对比。

在殷墟范围内，已发现的正常墓葬约 6500 多座，代表正常死亡的 6500 人，那么，正常死者和人牲的比例是 65：100，在 65 名自由人背后，有 100 名被杀祭的人牲。

当然，100:1 和 65：100 代表的是两个极端，真实数值应当在这两者之间。毕竟，那是个后世人难以想象和复原的时代，但即便这样粗略的估测也已经让人心悸。

再把视野放宽一点，看看人祭在其他古代人群中的迹象。很多古人类都有留下用人献祭的疑似迹象，但都很零散，难以完全确定，只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会留下比较清晰的现场。

比如，希腊考古学家在地中海克里特岛发掘出约 3600 年前的一座石砌神殿，里面保留了正在进行人祭的一幕：低矮的祭坛上侧卧着一具人骨，是名十八九岁的男性，身高 1.68 米，呈被捆绑的侧身、屈膝姿势，一把青铜尖刀长约半米，刀尖向上刺入死者胸部。尸骨鉴定显示，死者的喉咙已被割开，旁边放着的是一个接血的陶罐。

殿内还有三具人骨，其中一名男子三十七八岁，身高 1.83 米，手腕戴精致的石雕印章，还有一枚铁镶银戒指，可能是主持这场仪式的祭司。可能是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神殿被毁，祭司和人牲被掩埋在了碎石之中。

另外，克里特岛的一座米诺斯文明晚期建筑出土有 300 多块人骨，属于一名 8 岁和一名 11 岁的儿童的：27 块骨头上有着清晰且很深的刀痕；一起出土的还有带刀痕的羊骨，多件陶器，有些陶杯上绘着神像，其中一只陶罐里有贝壳、指骨和带刀痕的椎骨。发掘者推测，这是烹饪献祭后吃剩的骨头。

除了考古，有些文献中也有古代人祭的遗踪，比如，《圣经·旧约》中就有用长子献祭的记载，虽然这种行为在《旧约》时代已经基本消亡，但它反映了中东地区的古老风习。

唐代的玄奘法师在印度求法期间，曾被乘船的土著俘获，他们每年秋天要捕捉一人杀祭“突伽天神”，而玄奘是这次最合适的人选；不过，玄奘靠他的诵经和传法能力逃脱了这次劫难。他口述的这段遭遇颇为生动，可能就是后世妖魔想吃“唐僧肉”故事的母题：

于林中两岸各有十余船贼，鼓棹迎流，一时而出。船中惊扰，投河者数人，贼遂拥船向岸，令诸人解脱衣服，搜求珍宝。然彼群贼素事突伽天神，每于秋中觅一人质状端美，杀取肉血用以祠之，以祈嘉福。见法师仪容伟丽，体骨当之，相顾而喜曰：“我等祭神时欲将过，不能得人，今此沙门形貌淑美，杀用祠之，岂非吉也！”……于是贼帅遣人取水，于华林中治地设坛，和泥涂扫，令两人拔刀牵法师上坛，欲即挥刃。

西班牙人殖民美洲时，阿兹特克的人祭宗教正处在繁荣阶段。阿兹特克人主要是捕捉敌人敬献给神，献祭者也常分食人牲的肉，有些西班牙军人被俘之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给后世留下了诸多第一手记录。

殷商的人祭则有甲骨卜辞，以及考古发掘的祭祀遗迹，这可以帮助学者识别更早的人祭现象，比如，从新石器到夏和早商阶段，人祭遗存星星点点，规模都不太大，倘若没有殷商阶段的参照，很多会被当成特殊形式的墓葬。

同理，借助阿兹特克的人祭记录，可以识别中美洲更古老的玛雅文明中的人祭现象，虽然规模要比阿兹特克小得多。

曾有人怀疑玛雅、阿兹特克文化和殷商同源，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它们的人祭形式大不一样。阿兹特克人祭的仪式感、表演性很强，有高大的石砌金字塔神庙，献祭仪式在金字塔顶端进行，尸体从台阶上扔下，由观众争夺分食。此外，玛雅和阿兹特克还留下了一些关于人祭的雕塑、浮雕和绘画。相比之下，从新石器到殷商，中国境内从未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殷商人祭只有甲骨卜辞记载，从未有雕像、铸造、绘画等艺术表现。殷商和阿兹特克、玛雅共有的文化基因并不多。

中国古文明的重要特征是实用、低成本，不重视公共参与性，商王向鬼神献祭的宗教活动也是如此。当然，商人各聚落都有自己的人祭活动，可以满足社区民众的参与需求，但这些基层人祭场也没有发现用于人祭的景观建筑。

古罗马的角斗士产业存在于公元前 2 世纪到公元 4 世纪，它也有一点人祭宗教的渊源，但已经发展成世俗的大众娱乐产业，集表演展示和景观建筑于一身，是人类文明旁逸斜出的一种现象。

在历史上，不同文明的刑罚示众活动也有这种区别。欧洲的十字架和绞刑架都富有展示、仪式性，受刑者位于高处，便于被围观；古代中国有公开斩首示众的司法传统，但没有用于展示的相关建筑设施。

以上人祭宗教及角斗产业的消亡，都源于外来文化的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西班牙殖民者的天主教取代了传统阿兹特克宗教，周人则是征服殷商后放弃了人祭宗教。而且，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人祭场之外

周灭商和西周王朝建立之后，人祭现象迅速退场，并且从人们的记忆和文字记录中彻底消失。作者在搜索上古文献中的人祭线索时发现，几乎唯一正面记载过商代人祭现场的，是周文王创作的《易经》——所谓六十四卦的卦爻辞。

周文王曾经在殷都生活，亲历过商王和商人民间的各种人祭仪式，这些都被他写进了《易经》，不仅有俘虏被屠杀献祭时的种种惨状，甚至有祭司穿着红色祭服的细节。不过，由于某些特殊的考虑，文王保留的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和甲骨文才能解读出一部分。

当然，文王作《易经》，最关心的课题是如何灭商，而这是极度危险的，绝对不能言明。《易经·坤》六三爻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据高亨先生考证，“含章”就是“翦商”二字，故而“含章可贞“的意思是：翦商之事，可以通过占卜（贞）来预测。《易经》的内容多是文王的翦商谋略，也正因此，这部分内容最为隐晦。

从龙山时代、夏代（洛阳二里头古城）到商代，是华夏文明的最初阶段，可以称之为“华夏旧文明”。在周族崛起并灭商之后，周公旦一代人迅速废除了人祭宗教，并且抹去了与此相关的文献与记忆，开创了和平、宽容的“华夏新文明”，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殷商这段尘封的往事，最早进行追索考证的并非现代人，而是殷商后裔、儒家“六经”的编辑人孔子。孔子离纣王和周公的时代仅五百年，故而，他的“六经”保存了一些真相，但也有意地掩盖了另一些。这是孔子在探究到真实历史之后做出的决定，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文明。

在华夏文明的起源阶段，人祭非常活跃，这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先民从部落时代走向早期国家、文明起源，战争和人祭是不是“必要的恶”？没有它们，是否古中国就无法进入文明时代？

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形成了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型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 “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当然，殷商时代已经超越了“早期国家”，王权相当稳固，人祭数量也极高，所以吉迪补充说，一旦人祭体制化，统治者将不得不长期维持战争行动，以便保证人牲的来源，这是殷商一直努力捕捉羌人献祭的原因。吉迪的论文并不涉及“早期国家”阶段，所以他的结论有些简单化，本书将在“走向人祭繁荣：早商与中商”一章对此进行分析。

人祭只是本书的部分内容，华夏文明初创期有很多重大现象需要关注，比如，兴起于河南洛阳的二里头 - 夏王朝，其农业基础不是华北传统的旱作粟米，而是源自长江流域的水稻，显然，南方灌溉农业对中原文明有重要意义。换句话说，南方的水田灌溉农业虽然没能在本地生发出文明，却橘生淮北化为枳引发了华北的文明进程。

四千年前，华北地区的小型古国此起彼伏，只有二里头成长为早期王朝。二里头 - 夏，政治疆域并不大，也不以扩张见长，但却初步解决了在国家内部实现稳定统治的难题，而这很可能源于青铜技术提供的支撑。

商与夏则完全不同。从建立初期，商就进入疯狂扩张模式，促发了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现象，比如，早商时代就出现巨型仓储设施，其规模到殷墟、西周乃至春秋都无法超越。可以说，其超前“现代化”的程度足以比肩秦汉。

再如，商人并非一直沉溺于人祭，商王室内部曾经有过不杀生的宗教改革，但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内战，致使商朝中期一度陷于解体，尔后又再度复兴，这其中，从异文化引进的马车技术成为广域王朝的统治基础。商人崇尚暴力、威权，这种文化性格在甲骨文字中有诸多反映，而在现代汉字中多数已被遗忘。

借助考古认识上古社会的工作，目前只是刚刚起步，还难以给那个茫昧幽远的时代归纳出简洁的“规律”。不仅如此，周文王，周武王，商纣，周公，甚至孔子，这些史书中的名人，以及那些我们曾以为熟悉、了无新意的先祖往事，有时也在考古发掘中变得越来越陌生，越来越难以理解。

也许，我们至今也还难以完全了解我们自己。考古，就犹如一面深埋地下的镜子，倒影出我们陌生的形象。

注释

见黄展岳：《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文物出版社，2004 年，75 页。这三个多人祭祀坑分别是：后冈 H10、大司空村祭祀坑、小屯南地 H33，其中后冈 H10 和大司空祭祀坑属于殷墟末期，小屯南地 H33 祭祀坑时期不详。相关发掘报告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265 页；安阳市博物馆：《安阳大司空村殷代杀祭坑》，《考古》，1978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3 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 9 集），科学出版社，1995 年。

郭沫若：《安阳圆坑墓中鼎铭考释》，《考古学报》，1960 年第 1 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 年，279 页。以下关于 H10 祭祀坑的内容主要见于该书。

在考古发掘报告中，“H”是“灰坑”的简称，灰坑多数是古人的垃圾坑，但也可能是储物窖穴、祭祀坑等，在发掘坑表面时，考古人还不容易了解坑的具体性质，于是多笼统命名为“灰坑”并编号，一般要发掘到底部才能判断坑的具体用途，但最初赋予的编号一般不再修改。类似的简称，还有房子（F）、墓葬（M）、井（J）等。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 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2 期，71 页。

在殷墟王陵区的祭祀坑中，曾发现埋入铜器的，比如 1976 年发掘的 M229，里面有大小两件铜鼎和两件陶器，还有一名被绑腿活埋的儿童。但这种祭祀坑数量很少，多数都是埋人牲。见安阳亦工亦农文物考古短训班、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 年第 1 期。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 年，32093 条，以下简称《合集》。商代甲骨卜辞中的“羌”，主要是山西、陕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这些人在周代逐渐汇聚成为华夏族。在后世的汉语中，“羌”字又演变成汉人对位居西方的少数族群的称谓，这和商代的“羌”已经不是同一种人。参见童恩正：《谈甲骨文“羌”字並略论殷代的人祭制度》，《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3 期；王平、顾彬：《甲骨文与殷商人祭》，大象出版社，2007 年，87 页。

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 年，119 页。1934-1935 年，在王陵区发掘祭祀坑 1221 座，是对祭祀坑发掘最集中的一次，但由于后来的战争和动荡，这批发掘成果未能出版报告，导致详情不得而知。

唐际根、汤毓赟：《再论殷墟人祭坑与甲骨文中羌祭卜辞的相关性》，《中原文物》，2014 年第 3 期。

考古学者李峰对王陵区祭祀坑中人牲的估测数字是三万，见李峰：《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刘晓霞译，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 年，92 页，“至少有三万个人以这种方式在王陵区进行的宗教祭祀活动中被杀死。”

考古人将二百多年跨度的殷墟分为四期，宋镇豪估算四期的人口规模分别是：一期不详，二期人口为 7 万人，三期 12 万人，四期 14.6 万人。本书以此为基础推测，在王陵区投入使用的二百年时间里，殷墟生活过的人口总量约一百万人。见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年，136 页。

2022 年 1 月 18 日，“文博中国”在线发布牛世山：《殷墟商王陵区新发现 2 个围沟、400 余座祭祀坑》，此次新发现祭祀坑 460 座以上，多数用洛阳铲探出人骨骼，还有一座长 28 米、宽 6 米的长方形大坑。这些坑都尚未正式发掘。

关于殷墟已发现的商墓总数，两部出版时间相近的专著得出的数字稍有差距：宋镇豪《商代史论纲》中的总数为约 8500 座；而陈志达《殷墟》则是 4400 多座，还有两千多座尚未整理的不包括在内。如果《殷墟》中已整理和未整理的两者相加，和《商代史论纲》的尚有 2000 左右差距。究其原因，应当是《殷墟》只统计“长方形竖穴墓”，即正式埋葬的成人墓，没有包括祭祀坑和灰坑葬（抛尸乱葬）；而《商代史论纲》是在“人口”一章讨论墓地总数，意味着它把包含所有（成年）人口的埋葬形式都统计了进来，多出的 2000，正是当时所知王陵区祭祀坑的总数。所以，如果统计殷墟范围正常埋葬（而非被杀祭）的成年人数量，应以陈志达《殷墟》的数字为准，可暂定为 6500 人左右。宋镇豪：《商代史论纲》，136 页。陈志达：《殷墟》，文物出版社，2007 年，106 页。

史蒂文·米森：《史前人类简史》，王晨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 年。

戴尔·布朗主编、李旭影译：《爱琴海沿岸的奇异王国》，华夏出版社，2002 年，94、98 页。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

（西班牙）贝尔纳尔·迪亚斯·德尔·卡斯蒂略：《征服新西班牙信史》，江禾、林光译，商务印书馆，1991 年。

高亨释为：“乃武王克商之兆，所占之事，自为可行，故曰含章可贞。”参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华书局，1984 年，167 页。高亨认为，这是周武王姬发灭商时的占卜辞，其实它很可能在周文王时期已经有了，是对未来之事的占算。

吉迪·谢拉赫：《羌与晚商时代的人祭问题》。Gideon Shelach , The Qiang and the Question of Human Sacrifice in the Late Shang Period. Asian Perspectives , Spring 1996, pp. 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