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为你对隋唐以前的政府了解太粗糙了= =

下文从货币角度来看一下历代的经济，要是看完了还觉得隋唐以前的历代政府有钱，那我真就吐血了。

首先，来说“钱”，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货币。

作为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承担商品交换媒介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是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适应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为突破物物直接交换限制而产生的特殊商品。马克思认为：“一种商品变成货币，首先是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换句话说，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是货币”。在中国古代，就实物货币的发展而言，中国古代大致遵循了从海贝等自然产物向谷物、布帛等生活必需品转变的演进道路，最后形成金属货币。

再就金属货币而言，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金属货币指的就是以“五金”（金、银、铜、铁、锡）为材料铸造的货币。其中金、银等贵金属虽然早就开始在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中扮演角色，战国时期的楚国更出现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金币的“郢爰”，但更多时候还是用于上层社会的赏赐、礼聘、大宗交易等场合。从通货的角度看，以铜钱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一直是市场的主体，而锡金属一般用作铸造铜钱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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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随着各国之间的来往逐渐密切，货币流通频繁，秦始皇灭六国后，废除了各国钱币，发行“半两钱”。但是《史记》记载说

中一国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根据重如其文的说法，半两钱应该重十二铢，然而后边也说了，轻重无常。根据出土实物的称量，多数是轻于十二铢的。不过这种钱由于秦法的严峻、市场多为官营以及流通时间短等原因，并没有引起市场的混乱。

汉代秦之后，汉初的时候全国都很穷，而刘邦铸造“荚钱”，虽然依旧名为半两，但是实际重量远远不如。同时，允许民间铸钱，各种不足文的钱同时流通，造成货币严重贬值。吕后称制后，一度废除荚钱，改铸“行八铢钱”，但是后来市场反应很不好，所以又改回了荚钱。汉文帝五年（前 175）

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汉书食货志》

由于这次使用了称钱衡（天平衡杆，法定测钱重的工具）等措施，保障了发行。因此平稳地流通了四十余年时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景之治”

到了武帝初期，民间盗钱的现象日益严重，造成了流通的四铢钱大多都不足重

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鋊，钱益轻薄而物贵。

鋊（音“玉”），就是铜屑。武帝在经过一番权衡之后，下令改铸五铢钱。

“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

后来于元鼎四年（前 113）又加大力度，停止所有旧钱的流通，一律熔毁重铸，禁郡国造钱，只允许上林三官（上林苑中有均输、锺官、辨铜三官）铸造

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

这次改良之后，五铢钱在我国流通了七百余年，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发行开元通宝（没错，虽然是开元通宝，但是却并不是发行于玄宗朝）。即使武帝如此整顿货币，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对外战争，还是造成了政府用度的不足，于是武帝又采用新的敛钱之法。造“虚币大钱”，即面值远超实际重量的钱币：银锡合金的“白金五铢钱”以及非金属铸造的皮币。

“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

并且规定诸侯王朝觐聘享之时，必须用皮币。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以及告缗算缗，均输平准、官营盐铁等措施，武帝方才得以四处用兵，然而到了晚年，依然造成了“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所谓户口减半，并非死了一半人，而是政府的编户齐民大量流失）。由此可以看出连年争战使得汉代政府也是缺钱的。

自武帝至西汉末年，大体上钱币问题再也没有造成严重的经济问题，直到著名的“作妖王者”王莽上台。

王莽发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虚币大钱，相当于政府公然进行大规模财富掠夺，造成经济混乱，民不聊生

“百姓愦乱，其货不行。民私以五铢钱市买。”
“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由于王莽搞得过于混乱，民间逐渐开始以物易物。

“货币杂用布、帛、金、粟”

更始政权虽然曾经铸造五铢钱，但是由于政权时间过短，因而未能流通。公孙述也曾大规模铸铁钱，虽然也未曾大规模流通，但是却开启了“铁钱”的恶例。

东汉建立后，建武十一年（35），马援在陇西太守任上

“上书，言宜如旧铸五铢钱。事下三府,三府奏以为未可许,事遂寝”。

建武十六年（40），在马援再次上书前，东汉政府其实是有铸钱的，但是未统一铸造，从出土钱币来看，各郡国自行铸造居多，且钱币质量低劣、薄小易碎，因而马援再次上书

“从公府求得前奏，难十余条,乃随牒解释,更具表言。帝从之，天下赖其便”

五铢钱得到了恢复。

但是后来由于与羌的战争，东汉政府花费巨大，不得不多铸五铢钱的同时，减轻钱币重量

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

而东汉一年的收入，由于史料匮乏，只能尝试推断，《后汉书梁冀传》记载

收冀财货，县官斥卖，合三十余万万，以充王府，用减天下税租之半。散其苑囿，以业穷民。

若所言的天下税租之半不为文学性描写，则东汉政府岁入当在六十亿左右。可见羌乱造成的费用十分巨大。

随着时间的推移，流通的钱币大多数已经为剪凿钱。由于政府新发行的钱币越来越轻，且依旧标明“五铢”面值，使得新钱的实际购买力降低，并对原有的足值钱形成了较大的价值冲击。民间保存的足值钱，因其购买力并没有发生变化，也无法更改其面值，所以只能够通过人为的手段剪凿去除一部分铜，以适应与新钱的兑换。当新钱的购买力降低为足值钱的二分之一时，那么一分为二的剪凿钱便出现了。政府发行减重钱最初是有利可图的，通过降低钱币重量，不仅节省铸造铜材，而且可以换取民间市场流通中的足值钱币，剪凿钱的出现便是民间市场自发的形成一种抵制政府发行减重钱的应对手段。当越来越多的剪凿钱进入市场时，政府索性也参与其中，开始铸造这种劣质钱币，因而造成恶性循环。

由于铸钱量过于巨大，以及赏赐南匈奴，通西域，民间盗铸，淫祀铸造铜像、豪强统治的兴起，最终造成了通货膨胀，到了东汉桓帝时期：

“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

又要改铸大钱来掠夺财富。被刚刚举孝廉的刘陶所阻止，刘陶认识到天灾和豪强的巧取豪夺才是百姓贫困的根源，然而他虽然阻止了铸大钱，但是却未能提出解决东汉困局的办法。实际上也不可能解决。

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本就捉襟见肘的中央财政更为吃紧，中平三年（186），灵帝曾试图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开始发行一种“四出文钱”，来抵制剪凿钱以及平叛带来的费用。然而此时的东汉，已经不是可以用发行新钱币来稳定经济的了。

铸四出文钱，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 《晋书食货志》

四年后，也就是初平元年（190），董卓在迁都时，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当然仅依靠掠夺富室与盗挖贵族陵墓是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的，为了达到长期搜刮钱财之目的，遂决定于长安重新铸钱“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秦始皇收天下兵器而铸成的十二座铜人，也被充当铸钱所用之铜材，但是毁了多少尚存争议，郦道元记为九个，潘岳记为十个）

即使收集了如此多的铜材，但是董卓并未想着安定民众，而是通过铸造面值与之前相同、但重量却大幅度下降的劣质小钱，以换取民众手中贮藏的足值钱。 而董卓的结局，大家也是都知道的。

最终这种劣质小钱于建安十三年（208）被曹操废除，但是曹操并未发行新的钱币，因为此时的赋税基本上都是以实物方式收缴。曹丕登基后，曾复行五铢钱，但是只施行了七个月，便因为假币过多，剪凿现象严重，造成了物价飞涨，于是废五铢钱，改回了以绢帛为主的物物交换。到了魏明帝曹叡时，实物的弊端显露

至明帝世，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

于是听从司马芝等人的建议，通过铸造新的钱币以恢复经济发展，达到“国丰刑省，于事为便”之效，太和元年（227），“夏四月乙亥，行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也就是说自此曹魏政权确立了金属货币的流通地位，五铢钱制度得以继续延续，直到晋代都没有改变。（关于曹魏五铢钱其实还有所争议，此处不展开讨论）

再来说说蜀汉与孙吴。

当曹操还在为是否恢复五铢钱制度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刘备已经听从了刘巴的建议，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

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巿。”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史籍中提及刘备铸造的直百钱，究竟是“直百”，还是“直百五铢”，一直存有争论。彭信威认为：“刘备取得成都以后，就铸造直百五铢，次年取得犍为，又在犍为从事铸造，背面加铸为字……在后主建兴十二三年的时候，实行一次币制改革，改铸直百。”

蜀汉末年，由于通货膨胀，为了攫取财富，又开始发行新币“太平百钱”，此种钱币重的不过 4 铢，轻的仅有 1.5 铢，属于钱形较小的虚币钱，甚至因为钱体太过狭窄，都没有足够的空间书写钱文，故只剩下“钱”字的“金”部首。因此又称为“太平百金”。

孙吴政权在三国之中铸钱最晚

“五年春，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

这一年是嘉禾五年（236），也是魏明帝青龙四年，蜀汉纪年则为建兴十四年，此时曹魏五铢已经发行近十年，直百五铢也已经广泛流通。孙权后来还曾铸造“当千大钱”。之所以疯狂扩大面值，是因为孙吴政权的统治基础是以江东诸姓为代表的豪强大族，这些豪强大族名下有大量荫附百姓不承担国家徭役和赋税，国家的赋税来源十分有限。再加上孙权的赏赐手笔在同期，甚至整个魏晋时期都十分巨大，以吕蒙为例：

祖令都督陈就逆以水军出战。蒙勒前锋，亲枭就首，将士乘胜，进攻其城。祖闻就死，委城走，並追禽之。权曰：“事之克，由陈就先获也。”以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
以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

动辄赏赐千万乃至上亿钱币，势必导致本就不宽裕的国库更加紧张。在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的压力下，孙吴政权的“广货”需求逐渐变得迫切，铸造虚币大钱便成为其缓解“钱荒”问题的重要选择。

另外值得提一句的是，孙吴铸钱的技术较为落后，仍然采用一钱一范的铸造方法。众所周知，古代钱币的冶铸包含多项铸造程序，对制作模范、金属冶炼、温度控制、后期加工等均有较高的技术要求，铸钱工艺的高低往往也能够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综合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从目前出土的孙吴铸钱遗物来看，其铸造方法落后、成品粗糙，这都说明孙吴政权铸造钱币之时，国内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相关手工业落后等真实面貌。而且国家铸造钱币，需要从民众手中购买铜材，这在我国货币史中也是不多见的。孙吴政权所统治的江南地区本属于铜矿资源丰富的区域，正如周瑜所云

“铸山为铜，煮海为盐，境内富饶。”

武昌地区曾是当时著名的冶铸中心

“江南诸郡县有铁者，或置冶令，或丞，皆吴时置也”。

又据陶弘景《刀剑录》记载

黄武五年（226），“采武昌山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钢越炭作之，上有大吴篆字。”

如此大规模之生产，必定需要十分丰富的铜铁资源。然而仅仅过去十年之后，国家开始铸造钱币之时，居然需要民众缴纳铜材，这充分反映出孙吴政权铜材贮备缺乏、矿产资源管理废弛。

接下来是两晋南北朝。

两晋时期，官方一直不曾铸钱。西晋承曹魏而建，曹魏明帝太和元年（227），“行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晋室东渡之后，主要流通孙吴政权留存下来的各种钱币。史载：

晋自中原丧乱，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轻重杂行。大者谓之比轮，中者谓之四文。吴兴沈充又铸小钱，谓之沈郎钱。钱既不多，由是稍贵。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所谓孙氏旧钱，不仅仅包括孙吴所铸的钱币，而是两汉以来的各种钱币。其中“比轮”、“四文”、“小钱”的型式和相互之间的比价，以及由此带来的钱币流失问题却值得关注，这是东晋钱币和经济史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实上，关于两晋的货币问题，史籍中仅存寥寥数语提及司马氏政权未曾发行货币一事，资料相当贫乏。至于货币政策与货币流通方面的内容，更是无从下手开展。加之此时期社会动荡、商品经济萎缩，让人很容易地将其与“实物经济”联系在一起，认为两晋时期商品经济衰败，货币需求量低，学界产生了很多诸如“货币发展进程中的低谷”、“货币经济的大倒退”等观点，但是近来通过梳理墓葬出土钱币实物，发现此时期铜钱的使用依然盛行，两晋墓葬中普遍存在汉代旧钱，与传统看法明显大相径庭。实际上，虽然官方不曾铸钱，但是市场流通方面，在面对钱币贬值、各类面值并存的混乱状态之下，民众自发的选择以钱币实际重量作为交换依据。

两晋政府之所以不铸钱来牟利，实际上是因为市面上的铜钱量相当充足。自两汉以来大量铸造形式各异，数量众多的钱币，使得两晋统治阶层以及市场上的实际持有者，均不希望其价值缩水、购买力降低。两汉时期，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生产力较高，货币需求量亦随之增长，于是政府铸造大量钱币投入市场使用，此时货币的供应量与需求总量是处于均衡状态的。在历经汉末、三国的战乱之后，两晋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已经远不如前，市场能够提供的商品也大幅度减少，这个时候即使钱币总量保持不变，仍然可以形成钱多物少的状况，其结果必定导致钱贱物贵。如果此时国家继续铸钱，增加钱币总量，政府不仅不会从中赚取利润，反而使得原本贮藏的钱币大幅度贬值，进一步造成物价上涨，形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既然有现成的钱币可以使用，而且铸钱废料废工，也不会带来任何收益，两晋政府当然选择不再继续铸造钱币。

不过这种情况到了东晋中期，随着消费领域的需求逐渐扩大，以及日常交易中存在的自然损耗而逐渐改变。市场上出现了“钱既不多，由是稍贵”的现象，此时大量钱币流入境外地区也是造成钱币数量减少的另一种原因。《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

孝武太元三年，诏曰：钱，国之重宝，小人贪利，销坏无已，监司当以为意。广州夷人宝贵铜鼓，而州境素不出铜，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以入广州，货与夷人，铸败作鼓。其重为禁制，得者科罪。

太元是为东晋孝武帝第二个年号，三年即公元 378 年。在此之前，国内已经出现铜钱外流的情况，很多商人把市场上流通的钱币贩卖给夷人，被夷人重新熔化，铸为铜鼓，故导致严重的钱币流失现象。此事引起朝廷的重视之后，孝武帝便专门下诏，重申钱币对本国之重要，禁止私运境外，“得者科罪”。同时从“闻官私贾人皆于此下贪比轮钱斤两差重”可以看出夷人更愿意购买大泉当千、大泉五百之类的大型钱币，一枚标准的大泉当千实际重量仅与七枚五铢钱相当，但却作价一千枚五铢钱使用，属于大面额虚值货币。如果按照面值使用的话，夷人绝对不会乐于购买。由此也可以看出：至迟于东晋孝武统治时期，市场上流通的钱币已经不再按照原有的面值进行使用。还要多说一句的是，虽然两晋未曾铸造钱币，但朝廷仍然设有冶铸部门。西晋时期，冶铸职能由卫尉掌控，《晋书职官志》云：

“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

此时的卫尉在江右设置三十九冶，人员规模也很大，领户达五千余人。到了东晋时期，因简化官僚结构，朝廷不再设置卫尉，管理冶铸的职能归于少府。又云：

“少府，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

这也说明少府兼备管理市场货币流通之职

这些记载也可以从侧面证明钱币仍然流通，因为无论是皇室赏赐、还是民间交易都没有停止过钱币使用，朝廷有必要专门设置平准令来监管、规范钱币的使用。

两晋稳健的货币政策究其实质，最终的受益人属于占有、囤积大量钱币的封建权贵与门阀士族，而并非是拥有少量钱币的百姓和民众。东晋末年，随着钱币总量日益减少、钱币价值升高，统治阶级内部围绕钱币废立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地辩论，并演变成为一种门阀士族之间的政治斗争，桓玄与孔琳之的废钱之争便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自任大将军、授相国、封楚王，并掌握了东晋政治的实权，但此时尚未正式受禅称帝。《晋书食货志》记载

安帝元兴中，桓玄辅政，立议欲废钱用谷帛。

此议遭到孔琳之的反对。而桓玄作为占有着大量货币财富的受益人，之所以想要废钱，其原因背景可以从《南史宋本纪》里一窥

“自晋中兴以来，朝纲驰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厘改，竟不能行。”

为了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各门阀不断使用兼并手段，占有国内大量土地与财富，使百姓流离失所，“不得保其产业”。此时的桓玄，作为刚刚掌握东晋政权的执政者，他不仅希望自己的家族势力能够快速膨胀，而且还将打击其它门阀士族作为另一政治目标，以实巩固自身统治地位之目的。废钱用谷，可以使得掌握着大量的货币财富的门阀阶层遭受毁灭性打击，桓玄希望借废钱之途削弱、消灭其它门阀，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最终，由于反对者众，桓玄的建议没有得到施行，这也无形中再次确定政府仍旧会执行不铸钱的货币政策，这种状态直至门阀士族出现衰落、寒门集团逐渐掌权的刘宋时期才被最终打破。

元嘉七年（430）宋文帝刘义隆“立钱署，铸四铢钱”。结束了自西晋以来政府长期不铸造钱币的状态。此次铸钱的背景，正是由于自东晋末期以来，可用来交易的钱币总量变少，钱币逐渐成为市场中的稀缺品，其价值便日渐上涨、购买力亦随之提高，导致钱贵物贱的乱象

“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钱一千，而民间所输，听为九百。渐及元嘉，物价转贱，私货则束直六千，官受则匹准五百”。

宋武帝刘裕时，官布一匹价值一千，到了文帝时则跌至五百，也就是说物价跌了 50%，而钱价却上涨 200%。为了稳定市场物价、降低钱币价值，文帝遂有意将“五铢”减为“四铢”，以求经济平稳发展。《资治通鉴》云：

“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四铢钱”

货重物轻也说明钱币总量减少已经造成钱贵物贱，保持物价平稳则是刘宋政权改铸四铢钱的主要原因。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将传统钱币的标准重量由五铢降为四铢，文帝开创之功不可没。新发行的四铢钱属于实际重量稍强于名义重量的足值钱，由于小人贪利，故引发剪凿取铜的情况，这在货币发展进程中本属于正常现象，只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制定相关惩罚措施，即可及时禁止该状况的恶化。但是，后来文帝听不进反对意见，执意颁布“制大钱一当两”的货币政策，这种保护统治阶层财富的货币政策不仅拉大了社会贫富差距，而且加剧了货币流通的混乱，此乃刘宋货币走向衰落之开端。此后，随着对外战争的失利，刘宋政权陷入内忧外患的困境，国家财政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

元嘉二十七年（450），刘宋的第二次北伐失败之后，北魏发起全面进攻，拓跋焘的军队一度到达长江北岸，

“建康震懼，民间担荷而立”。

对刘宋政权而言，战争不仅耗费了大量兵员及物资，使政府财政吃紧，而且对江北各地社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

“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宋氏之势，自此衰矣”

迫于无奈，刘宋开始实行货币减重政策，原来的四铢钱最后只剩下不足一铢之重量。再次开启了恶性循环。刘子业上台执政之后，再度变换货币政策，降低币值、允许民间私铸，最终使得国家经济体系全面崩溃，“断新钱，专用古钱”造成市面上的钱币数量急剧减少。又回到了东晋末年的状况。及至萧道成辅政时，曾有意铸钱，但“以禅让之际，未及施行”。此时，孔觊提出了解决办法：

宜开置泉府，方牧贡金，大兴熔铸。钱重五铢，一依汉法。府库已实，国用有储，乃量奉禄，薄赋税，则家给民足……若官铸已布于民，便严断翦凿，小轻破缺无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钱细小者，称合铢两，销以为大。利贫良之民，塞奸巧之路。钱货既均，远近若一，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

国家应该开设专门的铸钱机构，由各地进贡铜材，铸造五铢钱。如果是已经流入市场的官铸钱，特别是经过剪凿处理过的虚值钱，应该禁止流通。与此同时，原先细小的钱币，也应该重新熔化，铸造足值钱。只有如此，才能“钱货既均，远近若一”，最终达到“百姓乐业，市道无争，衣食滋殖矣”的理想状态。

本来萧道成同意了这个建议，但是不久萧道成去世，铸钱的事情便不了了之。而通货不足的状态仍在持续，随着钱币数量越少，其价值就愈发增高。为了敛得更多的钱财，政府索性将各种赋税均折纳成钱币征收。

“当绵绢价贵的时候，他们将谷物折成绵绢，可是当绢布价廉的时候，又将本来纳绢的赋税折成钱”——唐长孺
“萧齐的紧缩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彭信威

最终造成工商阶层“罕兼金之储”、下民匹夫“多饥寒之患”这样的货币环境与刘宋末期通货膨胀严重的局面正好完全相反。萧齐统治在这种经济状况下走向了灭亡。

然而刘宋、萧齐时期的膨胀与紧缩并没有随着两个朝代的覆亡而消失，萧梁建立后

“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

梁武帝于是开炉铸钱，试图打破国内货币不足的状况，同时颁布屯田、安置流民与减免租税的措施，陆续废除了财产税与人头税，以及减免租调、减收市税、关税等。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反而加剧了市场流通的混乱

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雉钱、五铢对文等号。轻重不一。天子频下诏书，非新铸二种之钱，并不许用。而趣利之徒，私用转甚。

最终，普通四年（523），在听取了给事中王子云的建议之后，萧衍

“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

很遗憾，又失败了。铁钱铸造相对容易，且成本低廉，自公开发行之后，便引起大规模的盗铸

人以铁贱易得，并皆私铸。及大同已后，所在铁钱，遂如丘山，物价腾贵。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商旅奸诈，因之以求利。

政府和民众都不遗余力的拼命铸钱，钱币总量急剧增多，而且钱币的价值变低，市场随之形成了通货膨胀。梁武帝两次舍身同泰寺，公卿群臣便使用两万亿钱奉赎，这里出现的巨额天文数字，便是由铁钱的迅速贬值所形成的现象。从普通四年到大同年间，不过十余年之久，萧梁国内的货币问题就由通货紧缩急剧转变为通货膨胀，这一切均是由铁钱政策所导致。

“交易者以车载钱，不复计数，而唯论贯”

在这种经济状况下，太清二年（548），侯景之乱爆发了。

始梁末又有两柱钱及鹅眼钱，于时人杂用，其价同，但两柱重而鹅眼轻。私家多熔钱，又间以锡铁，兼以粟帛为货。

《隋书食货志》里的这段记载，表明钱币的购买力跌至零点，市场再次回到了以物易物的状态。梁代最后一位皇帝敬帝，面对破败不堪的乱象，于太平元年（556）颁布新的货币政策：

“三月壬午，班下远近并杂用古今钱。”

政府再复放开古钱市场，允许古钱自由流通，说明自萧梁立国以来，三十多年间陆续推行的货币改革与货币政策均以失败告终，不得已再度回到使用古钱的老路上。一年后再度变换新政策

“夏四月己卯，铸四柱钱，一准二十。壬辰，改四柱钱一准十。丙申，复闭细钱”。

发行虚值钱来做最后的挣扎。不过，市场几乎没人理会新政策，仅仅过去十三天后，四柱钱的面值便由二十改为了“一准十”，这样急促、频繁地更换面值，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足以说明其荒唐程度。三天之后，细钱也被取消，这是萧梁政权颁布的最后一项货币政策，

陈朝建立后，于文帝天嘉三年（562）颁行新的货币政策：

“闰二月甲子，改铸五铢钱。”

不过并未废止当时流通的鹅眼钱，规定新五铢“一当鹅眼之十”。然而根据出土实物，一枚鹅眼钱重约 0.5 克，而一枚天嘉五铢重约 2.5 克，根本抵不了十枚钱。十五年后，随着经济越来越差，陈朝又回到了铸虚币大钱的老路，宣帝太建十一年（579）：

又铸大货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与五铢并行。后还当一，人皆不便。乃相与讹言曰：“六铢钱有不利县官之象”。未几而帝崩，遂废六铢而行五铢。竟至陈亡。

南朝时期的货币政策，最终以失败的结局收尾。

回看十六国北朝

十六国中第一个尝试铸造钱币的政权是石勒建立的后赵。毕竟石勒曾经“随邑人行贩洛阳”。有一点经济头脑，《十六国春秋辑补后赵录三》载：

元年夏四月，置挈壶署，铸丰货钱。

在此后两年时间里，新钱一直在市场上难以推行开来。为此，朝廷使用政治手段，制定严刑峻法保障钱币的流通，据《晋书石勒载记》记载

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议者未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也”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当千，千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书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数人，而钱终不行。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

捏造奇异的出土现象，为行钱埋下具有神秘色彩的铺垫，然而依然人情不乐。石勒不得不再次出招，拿出政府贮藏的绢兑换市场上的钱币，而且大幅度地降低绢价，以此提升钱币的购买力，刺激百姓使用钱币。以往市场上购买一匹中绢需要四千钱，一匹下绢需要八百钱，但是如果现在使用丰货钱，则可以享受中绢一千二百钱、下绢八百钱的优惠，于是有些投机取巧之人，在市场上购买私钱，以换取价值更高的绢。朝廷“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虽然“坐死者十数人”，结果依然“钱终不行”，并且此后再无铸钱之事。

之后的北朝各主要政权，除去前秦尚有争议外，几乎再无铸钱之记载。直到北魏太和十九年（495）的“太和五铢”。在这之间漫长的时间里，北方基本上是以物易物状态，而北魏甚至是“百官无禄”，也就是当官不发工资，全靠打仗所劫掠的物资来班赐，维持政府的运转。孝文帝迁都洛阳后

魏初至于太和，钱货无所周流，高祖始诏天下用钱焉。（太和）十九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诏京师及诸州镇皆通行之。内外百官禄皆准绢给钱，绢匹为钱二百。在所遣钱工备炉冶，民有欲铸，听就铸之，铜必精炼，无所和杂。

其后陆续有多种五铢钱币面世，但基本没有逃脱逐步减重的命运。不过钱币的铸造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为了满足市场日益增大的货币需求量，同时又不断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铸钱业在长期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发明了翻砂铸造工艺。算是一个较大的进步。

到了北齐末年，钱的重量在急剧降低，钱的质量也开始大幅下滑，武平（565）以后，

“私铸转甚，或以生铁和铜。至于齐亡，卒不能禁”

说明简单的磨、剪凿等手段已远不能满足盗铸者的胃口，需要一定技术能力的起炉熔铸，成为盗铸的基本方式，这种情况反映出北齐中央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了对钱币系统的控制。 而相对的，北周政权建立后，乃改变“标准五铢钱”的货币政策，先后铸行了“布泉钱”、“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多种型式的虚币大钱。

好吧我承认北朝我偷懒了 2333333333333333 经过上文这么多描述，谁要是还觉得隋唐以前的历代政府有钱，就一个字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