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淮水系与军事重镇

二：淮河防线于南北之优劣势

三：划江攻、守之战略战术分解

江淮地理

江淮一带水网稠密，将平地与丘陵割裂成数个独立的区域。淮北与江淮之间存在数条支流纵横交汇流入江海，承载了军队运输、操练乃至水战的功用。要了解江淮地区的攻守原理，首先要对此间的地理形势——尤其是河湖、军事重镇的分布有大体了解。

但是，此间地形地势太过复杂，令人阅读地图时不知何处着眼，并不适合初学。

为了便于理解，我画了一幅简化军事地图，主要标记了江淮间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水陆部分，略去了复杂且微小的河流流势和部分城池。待熟悉这些主要地理部分后，再看完整地图会更容易吃透。接下来我们的分析将会全部围绕这幅地图展开。

（图注：城池名称统一标于点位右侧，水流名称除汝、颍外皆标于右 / 下。）

自北至南，发源自北地的汝水和颍水直接汇入淮河，而黄河支流分为汴渠、睢水、蒗荡渠三路，其中蒗荡渠分流涡水直接入淮，汴渠向东与泗水在下邳汇合，和睢水三路归一于淮阴入海，而有一道形成自广陵直接入江的中渎水道，然而中渎水极其不稳定，常常淤塞，作为南下或北上的水道都有风险。

淮河中游的寿春地理位置极其优越，军事意义极其重大。不仅位于淮河正中，同时也在几道入淮支流的正中，扼淮河南北咽喉。寿春北部西侧是汝、颍水道，东侧是涡水和汴、睢入淮合流。寿春正南水路通合肥、巢湖可达长江重地濡须口，顺江而下直抵东吴建业；其东西两侧分别是沘水、皖水与联通江陵的中渎水。如此，北方掌握了寿春，就意味着拥有了稳定的四条水路补给线，和包括汉水一路在内的多个进攻途径。由于长江中下游支离破碎的地形，自古打江南之胜仗多是采取兵分数路的战略，故而能够遥相呼应的进军路线多多益善；而南方掌握了寿春，则可盘活江淮乃至江南的军需往来，以水网密集的江淮之中作为战略缓冲区，区域与区域之间交通往来救援补给极为便利，将江东水军『上岸击贼，洗足入船』水陆合战优势发挥到极致。《孙子兵法》言『先至而得天下众者』是为衢地，亦是寿春之谓。

江陵临近云梦大泽，补给充足。对于北方政权来说，军队至江陵可水陆并行，沿途免除了敌军骚扰。而江陵地处中游，相对远离江东军备中心，北军顺江而下阻力小，更适合作为多路伐江南的纵向截断线。

画地图的间隙留存了一张草稿，大家可以快速记忆一下江淮水网与主要城镇，试着在下图标注练习。

淮河防线之意义

一般而言，长江防线与淮河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守江必守淮的根本原因是唇亡齿寒。淮河一带水网密集，北方擅长平地陆战的骑兵与步兵在江河间作战如虎落平阳被柯基欺，这是地理大环境。

但是『守江必守淮』并不意味着『失淮则失江』，军争的根本在于国力。孙权在地处淮南临江的濡须口、东关有两次击败曹操的良好战绩，故而江北淮南之地利诚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战略、战术、兵将等人谋因素。吴蜀与强魏划江对峙数十年，秦岭之固、三江之阻仅仅是外因，两国前中期人才济济的局面和相加有余的国力才是三分鼎立的关键所在。没有贤明的将帅谋布，地利将不复为地利；没有强大的国力支撑，将相也将不复为肱骨。

对于地利的攻守，晋灭吴之战中有着详尽的体现。我们在下一章节会讲。

长江横贯东西，其险要为南北所共有。然而曹魏有国力之强盛，孙吴有水军之精壮，三国前中期南北方近乎分庭抗礼。双方的一般防守战略都是沿江选取重要据点布防，如孙权在濡须口修缮坞城，满宠提议北撤建立合肥新城。三国时期战乱不止，生灵涂炭，故而兵员乃至人口急剧减少，无论哪个政权皆无力在漫长的长江沿岸密集布防。所以战略方面『示虚实、识虚实』，战术上『击其薄弱』就成为了一般策略。

南北交战使用的三条主要水路，分别是西侧的汉水、中央的寿春—合肥一道与东侧的中渎水。对于吴魏双方来讲，它们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中渎水由于常年淤塞，无论北上还是南征都容易船只搁浅，多为吴魏两军所弃用，只有曹丕曾率礼仪兵在此举办阅兵式后风光班师。而寿春—合肥这一水路则恰恰相反，不但水路通畅，且沿途多有城镇补给。对于吴军来说，自此北上抵淮河后，有多条水路供选择；而魏师要南下，则可倚仗水利通衢，多途并发。故而此道可谓是『居中持重』，是两军必争之路。

而东侧的汉水一路，意义便不相同了。对于魏师而言，自国境内发兵，行小段陆路后入汉水顺江而下，水陆并行可到达中游重地沔口，直逼武昌。将战场西侧纵向斩断，扼吴侧翼，可同濡须主力两面夹击；但对于吴军来说，若是沿汉水北上，不但逆水行舟，且远离国都，补给漫长且困难。而北上水路结束点恰好深入敌境临近洛阳，以疲弊之师应彼之精锐，是不战而败之象。

满宠两次提议将重镇合肥西迁，第二次才得到许可实施。而后的战事也证明此举非常具有战略眼光——合肥虽然掌数路水道通衢，然而却也利于东吴发挥水军优势，进可迎水攻，退可顺水而走，攻城成本极小。而西迁后的合肥新城北倚山地，主战场则划为远离水源的平地，成为与吴军沿汉水北上之路相似的进退两难之境，令孙权『积二十日不敢下船』。

一座城镇的军事地位，除去天然的地理因素，经济支撑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一点在《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有详细地阐述：前期合肥的重要性有如一国之门，『盖终吴之世,曾不能得淮南尺寸地,以合肥为魏守也』。而公元 212 年，曹操将淮南民众北迁，失去了民生经营的合肥不再是军事重镇，反而成为诱敌深入的筹码。曹魏将主要防线和兵力北迁至寿春，削弱合肥守军，采取『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缓兵之计，倚仗合肥新城的地理优势让吴军久攻至自伤，彼竭我盈而克。诸葛恪则是犯了『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的兵家忌讳，只能无奈撤军。

由此可见，军防并不在于守土之广，而在于其有效防御的范围。优秀的将领着眼处在于全局而非尺土之得失。合肥西撤、曹操北迁虽然让出数里土地，然而却有效借地利加固了城防，联通盘活了诸城之间的军需往来；而让出的江淮故地，也因其民生荒疏，据攻不下，成为了吴军得之无用弃之可惜的鸡肋之所。

晋灭吴之战

晋灭吴之战是中国古代首次大获全胜的北方渡江之战。攻方体系完备、策划成熟，其主将领知己知彼，有所用有所不用。其战略战术可作为江淮攻防案例来分析。

晋军能够顺利平吴，包含吞蜀后与东吴悬殊的国力差距、将帅的卓越指挥才能与周密的谋划等多个原因。而此战根本依然在于东吴已然国力衰微，颓势已定。其余兵将、战术等皆获害于此。

从攻方来看，晋军兵分六路，最大限度分散吴军的抵抗兵力。其中汉水一路势不可挡，一月之内捷报频传，连下重镇江陵、乐乡等，其余荆襄诸城多望风而降。东吴位于长江中游的西侧防线失守，门户自此洞开。

而晋军在荆州的大捷，也得益于西蜀已平，可呈环抱式进攻东吴，没有了三国前中期伐吴对蜀军的后顾之忧。刘备伐吴之际，也是希望曹丕能南下一道并举灭吴，形成包围进攻。故而论者常常认为夷陵之战是曹丕灭吴的最大契机，也是这个原因。

晋军将领长于全局战略，放弃强攻得前人坞城之利的濡须口与建平等地，保留精锐力量。却留下少量兵员围困这些难攻之地，防止其分兵相救。而吴主投降后，这些城池也只能不战而降。而汉水之捷同样得益于攻方的知己知彼，『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渡而击之利』，这本应是东吴采取的战术。而汉水一道江面宽阔，晋军顺水而吴军逆水，给吴军『半渡而击』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只能铁锁横江，但无济于事。

从守方来看，东吴长期内耗导致国力衰微，将帅之才青黄不接，缺乏应对能力。和敌方知己知彼，能事先预测东吴应我之策的『武库』大将杜预比起来，东吴整盘防守毫无章法，对敌我双方优劣势判断不清。可谓是『江表无名将，晋人逞风流』。

东吴的地利优势其实依然存在，然而『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地利关键亦在人谋，此时的东吴，已然没有能据地利合理规划、掌控战局的将才。晋军却善于避实就虚，能够看到江南岸被丘陵分散的平地利于分散东吴兵力逐个击破，而荆州部分江面宽阔易攻不易守，利于大规模顺江进军，化彼之地利为我之地利，胜之必然。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东吴如此轻易便被晋军分而击破，主要原因在于兵力大幅下降，守城之军不足，江南诸郡无法相救。寡不敌众，敌人只要依靠常规的十则围五则攻，便可将其薄弱的防守尽数瓦解。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东吴在此战中底牌显露，战略稀松；而晋军的攻势则让吴军『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陷入被动，如司马懿所谓『神兵天堕』，胜之必矣。